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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64年7月16日，正当我醉心于为自己的新理想设计蓝图的时候，突然接到通知，下学期把我调到本县沿海一间偏远的小学任教。原因很清楚，县文教科人事股长说我“自恃才高，几次闹着考大学，不安心工作”，因此要把我发配到“边疆”去“充军”。
事实是，我虽积极准备参加“高考”，并没有因此耽误工作。就在这一学期我还被评为县优秀少先队辅导员，我担任的班级被评为县“少先队优秀中队”，队员们的先进事迹，还由团县委拍照送到省里展览。这不就是有力的证明吗？
只因为我想考大学，竟被当成是一个“另类”。听说人事股还放出话来：如果我不去报到，就叫我“滚蛋”。
我感到不可理解，但我不在乎工作地点，这不会影响我继续追求自己的理想。别人也许会风言冷语，说长道短，我不把它放在心上。困难、挫折、讥笑、侮辱都可能使一个人更坚强起来，更坚定地去追寻既定的目标。改变一下环境说不定还会有新的生路，我是个喜欢不断变革的人，对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心理上能平静地接受，因为地点不会左右我想要做的事。
学生们得知我被调走，纷纷向校长提出请求，有的急得哭出来，天真地说要跟我一道走。我只得反过来安慰他们，讲了一套服从分配的大道理。当然，我何倘愿意离开，我的人生路虽经历许多挫折，我在人生岔道口也几经徘徊，但几年教师生涯也给我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每当忆起跟学生在一起活动交谈的情景，都会哑然失笑给自己平添几分年青。
刚到东街小学接任三年级乙班班主任的时候，班上有五十八位学生。每天都有许多有趣的事发生。钱多芬是个外表看起来文静的女孩子，有着高高的前额，显得过早失去稚气，据前班主任介绍她是班上的优等生，朗诵能力很强。可开学不久她的母亲就来投诉，说是跟多芬同桌的男同学经常会欺侮多芬，有时在放学路上还拦住不让她回家，甚至打过她。多芬几次向母亲啼哭，要求转到别的学校。
我找来跟她同桌的王国强了解情况。这是个头发乱蓬蓬，走路两边摇，凡事满不在乎的学生，平时做作业就不耐烦，同学做了三张，他只用一张就打发了老师的问题，还唯恐纸张太大，每字都像他走路那样跨出横线。其他老师告诉我，这学生一贯表现不好，上学期好几次被同学轰回家，没人愿意跟他同桌，原班主任简直拿他没办法。我问他为什么还没有加入少先队。他竟伤心地哭了，说是班上的同学都岐视他，只有村生跟他要好。
村生却被同学叫做“肮脏人”，他的作业同他的睑一样糊涂，经常无故迟到，有一次因偷邻居老阿婆的钱被告到学校。我了解到原来是他的母亲不肯拿钱给他买学用品，他又羡慕能像其他同学那样，拥有一把小刀和一根尺子，于是才萌生偷钱的念头。用偷来的钱去购买心爱的学用品。
在班上学习好的学生，也并不是都让人放心。曾珍珍在学校里各方面表现都很好，是个惹人喜欢的女孩子，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她银铃般爽朗的笑声，可性格又十分脆弱，稍不顺心就哭出来。同学告诉我，她家里有个刻薄的养母，经常打骂他，有时不让她吃饭，甚至不让她来上学。
陈钦泉是个不引人注意，守规矩的孩子，认识他是因为小组长向我诉苦，说钦泉每天早读时间都不想读书。有一次我故意让他背诵课文，出乎意料，他背得十分流利，过后他便沾沾自喜地对我说：“老师，你知道吗？我每天晚上都不复习。”总之，每位学生都有各自的性格，各自的优点和缺点，整个班级就象一本邮集，让人赏心悦目。
我知道，一名教师不光要教学生获取知识，还要教他们如何做人，不能只满足于学生在学校的学业成绩和遵守纪律的好坏，更应该了解他们在课堂外的活动和在家里的表现。我因此对家访十分重视，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教育途径，一年多来，尽管我忙于复习功课准备高考，还是一有空就到学生家里去，与家长沟通，取得共识。在家访中我能了解到真实的学生，掌握每位学生的个性特点，细微变化，然后才能采取“因材施教”。
想让这些学生健康地学习、成长，教师的确要认真地花一番功夫。我大胆地说，我做到了。国强已经不再欺侮同学，他和村生也都在“六一节”参加了少先队；珍珍的养母态度改变了，还感谢老师的帮助；钦泉当了学习股长以后，对功课更专心……
可以说，我跟学生的感情正在与日俱增，此时却要被生生拆散。而更重要的，我刚刚理出头绪，对今后的工作也有一肚子的打算，却要中途交给别人，我心里真有点不放心。
几位同事也深表同情，个个露出惋惜的样子，好象要调动的已是他们，而不是我了。
（2）
“调”就“调”吧！比起之前遭受过的坎坷，轻多了，对此我想得开。这个暑假倒是无牵无挂的，乘此机会，我准备外出作一次小小的旅行。几年的“窗前勤苦读”，我感到自己有点“遗老”、“遗少”的味道，对外界的先进事物全然不知，儿时的涓涓流水，耸立高山，滔滔海浪，苦思半天，想像不出。一切如压在头上的钢筋水泥，越觉沉重，自己仿佛也变得矮小呆笨，时光正在流逝，脑子里却满是黑板，教科书，作业簿，如此闭塞怎能会有新的进步。我决计花掉几年的储蓄，出去走一走，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对我下一步人生应该会有所裨益。
7月30日我从家里出发，第一站到石狮，看望一位祖叔父，过去他对我很不错的，同时想看看这久闻大名的侨乡。下了车，我就迫不及待地先到街上蹓一圈。觉得街区不大，成井字型的街道不一会就走到尽头，然而到处都有热闹。
街道两旁排满各种小货摊，发出阵阵叫卖声，诱惑着一群群游客在那里争先选购货物，比里头挂社会主义招牌的国营商店兴旺多了。我不禁觉得这里赚钱的机会很多，许多相互依存的生意应运而生。那时正是夏天，大街小巷光是卖冰棍，售茶水的孩子，走几步便可碰见。路上行人的穿戴也显得特别，花里胡俏，在那些保守的人眼里，恐怕连他们走路的姿势也是“进口”的南洋货。要不是墙上还刷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标语，会以为到了另一种国度。
我正怀疑距离不远的那一片农田是些什么样的人在耕种时，找到了祖叔父的住处。原来在繁华热闹的场所背后，竟是一些破旧的农舍，那里人与牲畜在一块乘凉。祖叔父几个孙子光着上身正在地上作游戏。很难相信，差别这么大的生活，怎么能“和平共处”。
住了一天，我就辞别祖叔父到厦门去了。一路上没有新奇的东西引起我的注意，公路两旁稀稀疏疏错落着熟悉的村庄，跟在家乡看到的并无两样。直到汽车驶进集美镇，耳目才为之一新。迎面而来是两排高大的木麻黄，间隔着丛丛开红花的夹竹桃，象是一队男女相间的队伍在夹道欢迎。从车窗里眺望，远处高楼大厦临海耸立，那图样又跟在电影上看到的一样。而这里就要经过全国闻名的厦门海堤，我不禁站起身来，朝车窗外仔细观察，希望能再看到如同图上所画的那样壮观美丽。可是当汽车载着我的热望驶离海堤时，我忽然感到若有所失。它是这样的平常朴素，一点也不宏伟。也许是我坐在汽车里罢了，也许是我先前从图上看到的过于美好，我又回过头去看了一会。一望无际的大海，竟然被一条坦坦荡荡的长堤隔成两边。心想，人们要扼住这有千米多长，几十米深的一段海域，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再一想，那汹涌咆哮的海浪是怎样被制服了，怎样疲惫不堪地躺在长堤下，也就不能不感叹人民移山填海的力量是多么伟大。
进入厦门市区，我有点不自在起来，那些栉比鳞次的大楼房，纵横交错的大马路，披绿戴红的凤凰木，还有太多太杂的人群车队，处处显示一个“大”字。平生第一次看到如此繁华的场面，我极力抑制自己，不露出惊讶的神色，我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是个初进城的“乡巴佬”，一走出车站，就立即叫辆三轮车直奔厦大。
大学里还是大，好容易在几幢洋不洋，古不古的芙蓉楼里找到钊人的宿舍。一问，他不在，他的一位同事十分好客地把我领到他的房间，又是请烟，又是请茶，还有兴趣要同我交谈，问我一路辛苦吗？说些出门不容易的话。我无所适从，应付不了这种种礼节，显得拘谨、土气。幸亏钊人回来，我象得救一般感到轻松。到了钊人宿舍，我立即开怀大说大笑，竟又忘了顾忌。
傍晚，钊人带我去吃饭，那大而宽畅的食堂里，熙熙攘攘，正遇“高潮”。我很警觉，小心注意周围的人是如何用餐，那姿势又有什么不同，别在这些有教养的大学生面前露出贪馋的怪相。在家里我可从来没有研究过自己的吃相。
第二天，钊人就带我去游览鼓浪屿。从轮渡口坐船，不一会就到。上了岸，我们随游客径直朝日光岩走去。日光岩不象群山峻岭那样气势磅礴，倒象是拔地而起，人功堆砌的一座小山，小巧玲珑，秀丽文雅。我们沿着石阶拾步而上，心里充满着一股兴奋和希望，仿佛正朝着自己理想的高峰在攀登。游客们也个个心平气和，在石径绝壁间上上下下，似乎融化在风和日丽的气息中，成了山上景色的一部分。我们一鼓作气爬到岛上最高处，望着眼前浩瀚的大海，竟觉得自己的前程也有如此宽广，可以延伸到看不见的天边。
从日光岩下来，又到了菽庄花园，那里依山傍海，光这一点就够人享受，何况还有一行行翠绿的冬青，一盆盆艳丽的鲜花，养鱼池边是一群孩子在逗鱼儿欢笑，亭上又有男女青年在拍照留影。人们个个彬彬有礼，连一沙一石，一草一木都使人感到不是随意堆放在一块的。想不到厦门地处沿海前线，人民却生活得这样平和。我饱尝了眼福，很奇怪那天碰巧有这么多人跑来游玩。但据说是天天如此，就象蜜蜂辛勤地飞到花丛采集花粉一样，尽管已经来过多次。
我们更喜欢宁静，就匆匆穿过人群，拐到一处海湾，那里有一条跨越海面的走廊。坐在廊桥里的石凳上，面对大海，清风徐徐，倾听浪潮拍打礁石的声响，尤如世外桃源，置身梦幻仙境。一时我俩谁也不作声，贪婪地享受这美妙的音乐。不知过了多久，直到有人过来，才仿若从梦中惊醒，两人不约而同站立起来，知道该是回去的时候了。
以后的几天，我独自一人到南普陀和南洋博物馆等地去游览。
南普陀紧挨着厦大，步行几分钟就到了。那时寺庙刚修葺一新，显得金碧辉煌，光彩夺目，不象我意识中的古刹。一尊尊佛像“穿”着浓艳的服装，浑身似珠光宝气，闪闪发亮，跟小时候在家乡看到的被香火熏黑了头脸，显得神秘莫测的神明大不一样。在我想象中，寺庙是个清幽恬静的地方，只有袅袅青烟，穿着袈裟，敲着木鱼的和尚，和跪在地上的信男信女。那时因为它太“漂亮”，失去古色古香的韵味，又被一群指手划脚的游客占据着，地上到处散落着包裹冰棒和糖果的纸片，令人感到极不舒服，跟在大街上游逛没有什么两样。
南洋博物馆也在厦大附近，里面陈列着各个时期的文物器皿，有深厚结实的陶器，晶莹剔透的瓷器，以及光芒四射的铜器、金器和雕刻精美的玉器，琳琅满目，种类繁多，我不能说出它们的名称，我是第一次参观这样的地方，了解得不多，心里只感到惊奇，感到人民多么伟大。这些作品都没有留下制作者的名字，而自古以来，文人墨客，即使十分平庸，也要在发表作品的同时，署名立记。只有劳动人民永远是不动声色地为别人造福，默默地用自己一双灵巧的手，创作出一件件美化他人的艺术品，没有比这更高尚了。我走马观花地绕了一圈，觉得自己的知识太浅薄了。
在厦大住了半个月，每天在歌声叫唤中醒来，有时出去散步游览，有时在校园里读书运动。那里的教工俱乐部有各种娱乐设施，人们一边玩耍，一边窃窃私语，一点不觉得喧哗。阅览室里中外报刊杂志层层叠叠，好多是在家乡图书馆里看不到的，我饥不择食地翻过一本又一本，跟“放电影”差不多了，只恨时间太短暂。
晚上我常跟钊人一块探讨人生，我深深体会到，什么叫“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跟聪明人交谈，你开个头，他就明白你的意思，跟愚蠢的人交流，你说得再明白，也可能被误解。钊人还给我讲了不少外面的新闻，让我诧异惊讶，我的思想境界一下开拓了许多，觉得自己成熟老练了，心里有了不少计划和打算，感到自己的理想并不遥远。
当我对外界不再那么陌生和响往，这时倒想回去踏踏实实地工作，干出一点成绩来充实自己的人生。
可是一回到家乡，我又感到一种不舒服，在外地我能警惕着按自己羡慕的方式去行动，言谈也有讲究，道德性格都有新的风貌。一到重新陷入这死气而混沌的环境里，那种舒畅的心情，轻松的步伐，对理想坚定的信念，又被乌烟瘴气的骂街、无休止的邻里纠纷、庸俗势利的眼光给淹没了。
就在回来的当晚，叔叔家来了两位阔气的朋友，叔叔让我去陪客。只见两人正手舞足蹈地谈论着：“有一天我到公园去，偷偷数一下，有七对，七对在那里……”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他们也是刚从大城市回来的，然而注意和关心的竟是那些。我找个借口急忙躲开，一付好的心情，也被搅乱了。我觉得对故乡的印象，还是在离开她时好一些。
（3）
8月25日我再一次告别故乡到外地去，六年前我背着痛苦和希望自愿到水库工地去参加劳动。这次正当我找到新的理想，要为之奋斗的时候被调走了，调到一个偏远的渔村小学去。虽然离不开家里舒适的房间，但想到今后的日子还长着，我的心情仍然十分平静。两位弟弟送我到车站，上了车才觉得失去了一点什么，家庭给我温暖也令我讨厌。由家庭琐事引发的邻里纠纷，既无聊又烦人，常常搅得我心灵上不得安宁。母亲总是那么软弱老实，成了别人可欺的对象。我为了替母亲分忧说话，抵制那些不讲理的人，又难免得罪邻人亲戚，这对一个致力于奋斗的人来说是十分多余的。
邻里间有和睦的，也有争吵的，这是常有的事。和睦的都是一样，没什么好说，争吵的也都是一些琐事，谁也说不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少能争个是非曲直。我只想谈谈自己的苦闷和无奈。也许从现在看十分无聊，但毕竟又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我承认那时跟邻居的关系处理得不好。我这人脾气躁，有理说理，不会拐弯抹角，更不会背后使坏。而有些人却不肯讲理，或故意不讲理，专用“泼”和“辣”来压人。我也曾想过忍耐退让，凡事有利有弊，这方面失去的，会在另一个地方得到补赏。瞎子虽看不见东西，耳朵却变得十分灵敏。世间的事原不必太较真，暂时讨了便宜，不见得永远就好；受一点委屈，未必全盘皆输。可是有时我又觉得不能太死心眼，如别人攻击的那样，是个“书呆子”，好让一些人来欺侮，不给予回击是不会叫她们住手的，还要得寸进尺，日益蛮横起来。
可是只要我忍不住做出以牙还牙的举动，便落入她们的圈套。她们可以整天站在那里恶言秽语随意骂人，而不怕侵犯“人权”。我不能，有时态度生硬一点，象对待路中的顽石，企图一脚踢开了事，便落得个“土匪”的恶名声，还要老师长老师短地讥讽起来。两个人挤在院子里交头接耳，看见我就故意你一言我一语，跟说双簧一般，却句句冲着我。我很苦恼，生活中为什么有这样的人，对她们毫无办法。一回到家里，她们便会象鬼蜮一般，在我脑子里或隐或现，我即使躲到房间去，也还听得见她们指桑骂槐的声音。
我知道，这些人每天吃饱了，没有正经的事可做，只好找些无聊的来发泄。她们除了料理家务抱孩子，一有闲空就串门，几个人聚在一块议论人家的长短。无论哪里出了新鲜事，都躲不过她们的耳朵。她们又特别喜欢别人的不幸，因为她们自身并不幸运，只好希望别人一样遭殃，以增强她们自己活下去的信心，满足内心的妒忌，企图将摆脱困境寄托在别人的灾祸上。只有到了别人一败涂地，一辈子翻不了身，才又大发“慈悲”，可怜和同情起来，以说明她们不是坏心肠的人。
这种人彼此间也常争斗，壮者一手撑腰板，一手拿指头朝对方的鼻梁数落着；矮者口角边唾沫四溅，双手如泼水般反复回敬。声调时而高亢，时而低泣。在大庭广众之下互相挖苦、取笑、辱骂、诬陷，把一切羞耻事都搬出来示众。这样的表演往往还没有在众人眼里消失，双方无须谈判言和，一方便又躲到另一方厨房里议论起他人的私事了。
其中一位女人，后来用她的行为给自己下了诠注。在一次政治运动中，这女人被揭发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正在受审查，这在当时是件人人唾弃的事。我一点不感意外，这种人完全做得出不光彩的事来。可是吓坏了她的婆婆，简直是飞来横祸。先是希望消息不可靠，自欺欺人找根据，证明媳妇“不可能”。其后又怕名声不好，连累家庭，赶快声称儿子要跟她离婚，而且越快越好。过后觉得事情不那么简单，到时两人扯到法庭去，看客一大堆，互相揭底，名声会更臭。还有财产如何处理？子女怎么办？儿子还能娶到老婆吗？种种问题要考虑。最后只好采取“苟且偷安”的策略，钱和财产比人格更重要，再看别人也有这种“包”下来的例子，就开始愚弄自己：“这是谣传，不可信，是别人有意陷害她。”婆婆觉得可以安稳睡觉，不再囔着儿子要跟媳妇离婚了。几位善于逢迎的邻居也赶快找出不离婚的好处来。
儿子早已失去理智，只会啼哭流泪，哀怨自己命不好，同样希望这是没有根据的谣传。他到厂里去恳求那女人，象哄孩子一般问道：“你如实告诉我吧！到底有没有这种事情呀！”显然他希望从她嘴里听到“没有”的承诺，好安慰自己过于悲伤的心。
一天夜里，那女人在审查人员陪同下回家来，以拿几件替换的衣服为名，把她的东西尽数搬走。这也是一位视金钱财物重于人格的人，明显是要先下手为强，出其不意将财物占为己有，到时就是离婚也要捞一把。婆婆正睡在梦中，听到动静爬起来，早已吓得浑身哆嗦，又是哀求又是声明：“是你自己做错事，不是我们亏待你。你可怜我上了年纪，不要来害我。”仿佛有错的是婆婆，那女人倒成了善家。“我敢做敢承担。”那女人态度安祥，语气自信，似乎正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婆婆还在苦苦哀求，希望得到她的“恩赐”，到后来竟抽泣地说：“你摸摸自己的胸膛，还有没有良心呀……”
我从睡眠中被吵醒了，躺在床上听隔壁邻居的对话，我为那女人不知耻感到害羞，也为婆婆的奴颜婢膝感到颤悚。
目睹了左邻右舍的这一切，我实在不愿意用虚假的感情去同她们打交道。我总是默不作声高昂着头，从她们的夹缝中闯过去，有意借傲视来抬高自己的勇气。有时我会故意穿一件考究的外衣，并非为了打扮或炫耀富有，感到尤如穿一件救生衣，可以漂浮在世俗的浊流之上，沉浮于她们的唾沫之中。要不，我将被她们的庸俗短见说得一文不值；或者和她们一样失去崇高的理想，放弃应做的努力；或者成为一个可怜虫，被她们不时拿来寻开心。
我有时真象一只被囚禁的猛兽，被人戏弄着，挑逗着，除了怒吼几声，毫无办法。我只为母亲担心，她喜欢人家说好话，怕别人议论是非。她越是这样，越叫我放心不下，这是徒然叫自己心里不好过。我固然也感到人们眼里露出轻蔑的光，一颗逞强好胜的心全然失败了。可是，我从来没有在那些人面前感到琐小。我表情忧郁，却更专心致志，想得更远。
我也明白，这远不是我应该去争斗的对象。只要事情一过去，我就把它忘却，赶紧去走自己的路，因为我的目标是那么长远。可是有的人却不肯善罢甘休，即使她已是胜利者也一样。只要在路上遇见，没等我打招呼，她便狠命往路边吐一口唾沫，以表示对我的憎恨。一般人会相应吐一口回敬，有时双方因此爆发一场”口水战”。我不肯这样，虽然这一吐，可以令我感到不自在，以为自己是个坏蛋，浑身臭不可闻，值得人们来唾弃。又一想，这一吐于我的前程毫无障碍，倒是她口腔里唾液少了一点，要是整天这样吐下去，说不定会得胃病：或许她口里真不舒服，要不时来排泄一点也说不定。总之，我不想有任何反应，顶多在心里冷笑而已。她洋洋得意，以为将我侮辱一番又得不到报复。我也洋洋得意，没有被她这一“吐”，逼出自己的劣根性。
我已知道暴怒是无益的，并将严重损伤自己的神经和健康，干扰我从事的努力。我其实有更深的憎恨，犹如地下的熔岩，不时喷发尚不可怕，还可供人观赏；唯有长年积蓄，一旦喷射，才叫人担心，毁灭性更大。她的胜利是容易的，我的胜利却不容易。
我曾想，假如有一个神经失常的人突然窜到我跟前，嘲笑我是“疯子”，那时我该怎么办？难道给他一巴掌，说他自己才是疯子。我以为这是无用的，应该写出一点感想来。
吵架本身就有两种，一是用拳头和嘴巴，一是用笔和纸。用拳嘴十分痛快，能立即见效，不论输赢总是出了一口气。用笔纸有点象神仙在斗法宝，这里放出一个东西去，那边也亮出一个，于是两个怪物在空中打斗。七斗八斗，输家收起法宝逃遁，赢家收起法宝哈哈大笑。可惜我是笔尖对嘴巴，有点别扭，也不热闹。
其实所有争吵，无论输赢都不会给社会带来益处。争这种闲人的气，本身就很可笑。任何指骂，死后也将同尸体一起腐烂，连子孙都不会去想念还有几分意义。只要不影响我的事业，我无需过分在意，否则便是自己胸无大志。
那时离开了，倒可以省掉这许许多多烦恼，失去的仅仅是兄弟之乐，家里的温馨罢了。看来我还应该庆幸这次“发配式”的调动。
（4）
汽车在东园镇停下，新校长已在那里等候，另有一位刚调入的老教师也到了，校长便带领我们出发，还要步行走十几里小路。
路上我提着两包行李感到有点吃力，就用绳子连结起来象一对褡裢，一前一后放在肩上，渐渐又觉得细绳子勒进肌肉里疼得难受，只好不时挪动，时而在左肩，时而换右肩，或用手托着，垫着，抱着，只要肩膀不受绳子的作孽，什么办法都用上，又都不能持久。新校长见我难受的样子，有意替我背一段路。我婉言谢绝，第一次绝不能在他们面前示弱，我相信自己能坚持到底。
路也真够长的，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走过去，还不见校长停下来。直到前面出现一个三面临海的村庄，远远望去象一只大象鼻子撂在海面上，这下总该到了，再过去就是大海了。果然进了村子，转过几道弯，来到一间古老的祠堂面前。校长才停下来说：“这就是我们的学校。”我不禁倒抽一口气，亏县文教科想得出，这涯崎小学可真是“天边海角”呀！
休息片刻，路上的疲劳逐渐消失，一股悲凉涌上心头，想到这里离家四、五十华里，交通又不便，回去一趟不容易，加上没有电灯，没有影院，几个同事一张张都是陌生的脸，他们的内心更难捉摸。我对这次调动真的感到难过，觉得自己被人出卖了，被发配到这荒凉的“边疆”来。尽管我工作一丝不苟，拼命干出成绩，只因为想报考大学，便遭到如此惩罚，这就是现实呀！
两位教师见我闷闷不乐，热情地邀我到村里走走。村子不算大，有一条狭长的小街，两边开几爿杂货店和小饭馆。环境还清洁，男村民大多出海捕鱼和搞航海运输，只有妇女在家种田，但农业不是主要收入，许多人弃农经商到外乡当肩挑小贩。
夜里睡得很甜，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走进神话般的宫殿，恍恍惚唿似看到许多美妙而不可解的东西。
第二天到附近的中心小学开会，听取传达上级对“教改”的指示。那些对我不成问题，“减轻学生负担，调动学习积极性，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场面”，早就是我所赞成的。传达者却列举种种思想顾虑，似乎教师都想不通，不愿意。
下午是小组讨论，漫谈国内外形势。一些教师在会上直言不讳地说：“形势大好，农民大倒”。大家反映增产不增放，一分工分几厘钱，社员对出工不感兴趣，经常聚在田头谈天说地，消磨时光。有的教师还举出不少具体例子，如张三每天会在田间讲“薛仁贵征东”，每讲到“请听下回分解”，就得有人送上吃的，才肯接下去；李四的笑话会让女社员捂着肚子坐在田埂上，再也不愿起来，等等奇闻怪事。
我看出这里有几位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年青人，业务水平不低。他们的话很中听，不象城里的老教师，每次政治学习都讲些客套话、时髦话、恭维话，以此表明自己安分守纪，不得罪政治，甚至要讨好政治。我也以低沉的语调讲了几句，想不到还很不容易，当我准备发言，才发觉机会不是常有的，几次正要开口，已被别人抢先，我又不想在争论中发表意见，还想保持一种“城里人的矜持”。
第三天会议讨论如何“突出政治”就不那么热烈。这是个大题目，众人敬而远之，一开始就互相观望。等待一位先发言的人，如果他大谈成绩，大家也会不甘落后；如果开头的人发罗嗦，大家便踊跃附和。谁也不抱着互相学习的态度，都在考虑如何在同事中抬高自己的威望，把自己打扮成一位“突出政治”的人物。这是当年普遍存在的现象，谈到成绩时什么都是好的，讲别人的缺点则一无是处。运动一来整一顿，识事务者见风转舵，成为“积极分子”，老实人被淘汰，更多的人变为谨小慎微的“君子”。没有看到有人愿意以国家人民的利益为重，敢于挺身而出说出叛逆的话，而是以保命保“饭碗”为自己的宗旨。
组长不得不启发了几次，响应的只是几声冷落的咳嗽。后来一位自称“不懂”的人开了腔，他不着边际地谈了一通重要性，空洞无物，一点不接触实际。接下来又是一阵沉默。组长再次“启发”，不知谁说了一声“墙上的标语字写得不错。”立即你一言我一语地评论起来。组长只得提醒大家“言归正传”，却又都静了下去，直到休息的哨子响过，会场才又热闹起来。这样的讨论无疑在浪费时间。我的办法是，每当学习上级的文件时，就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研讨文章的写作技巧和词语的运用方面，而对内容却不太关注，或视而不记。可是上级布置的任务，谁又敢不执行？只好装模作样，敷衍了事。
大会结束前，学区党支书又特地交代了一回晚婚节育的事，强调要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抓。对于“政治”，谁也不敢怠慢，不属“政治”便想松口气。领导大概已觉察到这种偏向，只好事事套上“政治”标签。尽管如此，大家心里明白，口上喊“政治”，行动仍当儿戏，这就是“突出政治”的后果。
（5）
开学前两天，学生三三两两来到学校注册，他们随便闯进办公室，把假期作业和学生手册往我桌上一扔，说声“注册”就毫不客气地盯着我。有几位围在我背后，一边看我检查作业，一边大声议论。对这些热情而不懂礼貌的孩子，我感到很不习惯，但我尽量要做到初次见面就带给他们一个良好的印象。后来我觉得这样围观闷得慌，提议到教室去。他们“轰”地一下跑开了，两位不愿走的老跟在我身边。
教室里几位学生正围坐在课桌上玩扑克，见我进来慌忙跑回自己的座位去，有一位仍坐在上面不动。我声称要点名，他只好下来了。我提醒大家点到名字的要站起来用普通话回答一声“到”。前面的都规规矩矩照办，后面有一位故意用本地话回答，引起一场哄笑。我不理会，又庄重地叫第二遍，他才改用普通话回答。女学生真怪，挤在一起，低着头不吱声，叫她们也不回应，一时拿她们没办法，比顽皮的男孩子更叫人纳闷。
下午我在办公室备课，几位学生竟跑到教室里“打仗”，把刚摆好的课桌垒起来当“阵地”，拿椅子作“机关枪”，“嗵”“嗵”“嗵”打得正欢。我进去制止，他们一下子全跑光。我觉得不好，桌椅应重新摆整齐，忙叫住两位认识的。他们站着不动，以为要挨批，后来知道是整理桌椅，连其他的也跑回来帮忙，不一会就把“战场”又变成课堂。我看他们进行得有条不紊，心理踏实许多。看来这里的学生跟城里的比起来是有点两样。
班里还有两位学生没来注册。傍晚原班主任带我去家访，他跟学生谈话很随便，就象是他们的父兄。倒是我显得拘谨。家长对我也总是老师长老师短地客气着。
正式上课了，学生都到齐，一共四十七位。他们对我没有戒心，这很好。但对我的讲课，好象总感到不够瘾。大概他们正对我抱着极大的期望，希望我会是他们理想中的一个。可是我却扫了他们的兴，有一个字我在黑板上写错了，他们立即纠正起来，有人就评论了：“还是王老师高明！”一位学生钢笔掉到地上，我刚好走到他身边，替他捡起来，反受到奚落：“噢！让你捡起来真不好意思！”但课堂上两位学生乘我在黑板上板书，竟然打起来。这可是我第一次碰到。下课后我严厉地叫他们来说明原由，其中一位非但不来，还扬言“老子就是不去”。我发了一点脾气，但没有用，我还没有在他们当中建立威信，他们并不理解我的话可能带给他们的好处。他们相信的还是我对他们的态度。看来，想教育他们首先必须使他们认识到我是他们的朋友。我感到有点难办，一开始就这么棘手，难道乡下的孩子不好教？
这里的学生对劳动很在行，也比较自觉。每逢劳动课我不用多指点，更不必强制，他们会干得很出色，只有在相互争吵时，才需要去调解。大自然的课堂又比起令学生感到沉闷的教室，更有利师生关系的融洽。后来正是通过几次课外劳动，学生才对我亲热起来。
有一次搞勤工俭学去海边挖鸭嘴蛤（俗称“公玳”）。一路上学生争着给我讲海里各种生物的名称，教我如何捕章鱼，抓蟹子要注意什么，哪儿可逮到青海鳗等等。还讲了不少从长辈那里听来的有关大海的传说。他们也许认为告诉我这些是一种义务，也是表现自己的机会。
到了海边，学生就像一群鱼儿回到水里，欢快地向前奔去，互相追逐着。我却感到一大片海滩，怎么也走不到尽头，一不小心踩上烂泥滩，踉踉跄跄走一小段费去好大的劲。学生已在潮水退落的地方挖捡鸭嘴蛤，我才最后一个走到，在他们指点下，学着挖了几下。这东西长在土里，只要看见有许多小土眼的地面，随便用手挖起一块海土，就能从里面捡出几只鸭嘴蛤来。学生都很熟练地挖着捡着。我很快就感到腰酸腿硬，只好借照看学生的安全站起来活动活动，看他们一个个干得挺起劲，一点不觉得累，自己感到不好意思，蹲下去又挖一会儿，还是没有能耐。学生见我不惯干这种活儿，劝我去休息。我想带他们早一点回去。他们都说，平时同家里的人来，时间要长得多。我心里暗暗佩服，一种务必教好他们的责任感，油然而生。
想起来，一个青年人不应该拒绝到困难的地方去，当年我做对了。要想使自己的生活多一点色彩，就包含有美好的，也有困苦的，有舒适欢乐的，也有艰难痛苦的。但不论在哪种环境，一样能发现生活中有益的教诲。我在乡下教书所经历和体会到的，远比城里按部就班有趣得多，对生活的感受也更深刻。发配“边疆”，经历一段“漂泊人生”，不见得是件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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