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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旧历算，今年是小年，只到二十九就是除夕。除夕一过就是壬辰新岁。逢着正月，以旧俗拜年是件头等大事。可是我一贯不喜欢，不喜欢也就从不屈就走动。我的记忆里只有一回，我随了爷爷去拜年。父母也曾劝诫，无论亲疏远近，好歹熟络一番，只是我不听劝。我自然知道走亲访友，是因为其后有扯不断的关系人情。就像这其中遵循礼尚往来一样，多半只是碍于情面的寒暄而已。我不习惯寒暄，若没有真情则只是淡而无味。
岁末我照例回乡，我儿时就伴于爷爷奶奶左右。我们家的传统就是除夕夜叔伯兄弟一众人等齐聚乡间老宅与祖父母一起吃团圆饭。今年唯一的不同是只我一人回去。回乡之前随妈去看了一下外婆，我意愿不强。在入门时我轻唤了一声，心里感觉也就是寒暄的意思，我们很陌生。外公早殁，生前对我刻薄，外婆此后便一直寄居阿姨家，对我也闻问甚少，一年也就见一二回。既乏认同感，我也就无法使自己亲近。
我廿九日回乡，此前搭惯了自驾的便车，如今要去乘久违了的乡路公交，虽然曾经上小学乘了六年，可是而今仍不禁有点陌生。老家在东茗，山高路远，在地方志里一直是穷乡僻壤的典范。出了城郊，地势渐增，天候也寒将下来，开始飘雪坐在车内喘息也尽是白蒙蒙的水汽。四十分钟颠簸后，车到站熄火，我还需走一段山路。在阡陌纵横之间，沃野陇田，四顾苍茫。彼时，我在雪中独撑孤伞，顷刻间有种顿入幻境之感，欲问“何处是归程”？好像此间万物与我无比玄远，天地之大，而我微渺之至。
除夕夜，只我祖孙三人。乡间冷清，少有烟火。旧时人事，多半物不是人亦非。泥墙倾圮多，只几处错落着新盖砖房。不少人亡殁，青壮年多外出营生。途中相遇，能知道我名字的已是寥寥，偶尔还要辨认半顷，而我已叫不出人。入夜，暮色四起，村落只有孤灯十数盏，黯淡十分。只有天际幽光明灭，闷声连绵，想是远处城镇正华灯初上，烟火四起不夜天。
雪依然在下，我系上围裙、袖套，做了这顿年夜饭。一年多没开灶，手生的我已失了咸淡，所幸爷爷奶奶并不厌弃。至于我就算难咽也敝帚自珍，如此守岁过年也是心满意足。年后爷爷七十大寿，我一直陪在左右，初五离乡。
新近读了杨绛的《我们仨》，感触甚于年前读的《干校六记》。杨先生文笔一贯的好，有女性独具的温婉细腻。只是就题材而言，前者情感上的饱满更能打动人。使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钱杨两人的感情，“陪他走的愈远，愈怕从此不见”。民国的佳话情缘不少，但感情如他们这样好的学术夫妻并不多。钱钟书少负盛名、卓然不凡是众所周知的，也因此眼界很高，常使人觉得傲而生畏。杨绛自己也说，“能和钟书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人就会嫌钟书刻薄了。”而钱杨能相伴一生自然是相投的，足以见杨绛也不是一般人。
婚姻是一座围城，我不知道钱钟书写《围城》时的本意是否如此。至少在他们自身，我觉得不是。前些日子，有个朋友发问“结婚有什么意思？”进入婚姻，被更多俗事所累，不仅要和一个人磨合，还要做好两个家庭的调节，多数人还会因为油盐酱醋家长里短而争吵。我只是觉得婚姻也可以通过更多的智慧和理性保持和谐，自然前提是建立在双方互相尊重理解的基础上。杨绛在文中写过，她和钱钟书几乎没争吵过。
正月初在乡下多日，见爷爷奶奶每日拌嘴，有种别样感受。我常想怎样的婚姻才称得上幸福？早年读张中行，见他将婚姻分为四类：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可意即是天作之合，钱杨或许可称得上，但多数人往往求之不得。大多数人的婚姻介于可过与可忍之间，生活因之总有不如意也有波澜。我的爷爷奶奶正是此类。爷爷性憨，往往静坐看电视时会不自觉打瞌睡，许是年岁缘故，偶尔嘴角还有垂涎。那天，爷爷端坐在我身旁看电视，奶奶也坐在一侧。不到半顷，爷爷就开始眯眼了。瞌睡之际不慎打翻了身前的水杯，顿时水涌如注，正好湿了奶奶的裤腿。奶奶也是典型的乡间老妇，常多舌叨念，立时发了脾气，埋怨爷爷是故意的。爷爷只是一边听着，一边掩嘴呵呵憨笑着。爷爷是个性粗的人，不事打理。虽然有剃须刀，但仍然常会胡茬满颊；做惯了庄稼人，有时刚换上的衣服未几就染了尘垢，而不自知。奶奶则常一肚子嗔怨，一边拍掸，一边责爷爷都一大把年纪了还像个不能自理的孩子，声言以后再不帮着洗衣服。我只是在一旁静静看着，心底却是暖流及身，或许这也是另一种生活。
浙江工商大学 新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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