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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教”过去了，一个寒假也跟着结束。1966年3月2日我又回到这间不愉快的学校。
打开校门，庭院里一群麻雀霍地飞了起来，急急跑到屋脊上去叽叽喳喳地叫着，象是欢迎，又象是抗议。我径直走了进去，走廊里静悄悄地只听到我的皮鞋在囊囊作响，地上到处是一撮撮鸟粪，大厅上挂满密匝匝的蜘蛛網，才一个假期，便使这间古老的祠堂显得如此污秽。我轻轻放下行李，生怕沾了桌面上的灰尘，嘴巴紧紧憋着，不敢舒畅地吸口气，屋里阴森得令人发慌。
两位学生探到我回来，立即跑来汇报他们的寒假活动没搞好。我意识到，自己平时对学生批评得多，表扬得少，以至他们只看到自己的缺点错误，而不敢多谈优点和成绩，只得赶紧安慰他们：“出点乱子是难免的，不要垂头丧气。”后来又有几位学生跑来，尽问什么时候开学，什么时候领课本。
我无暇跟他们交谈，忙着打扫宿舍，整理床铺，晒棉被，虽是下车后又赶了路，到了学校反而更勤快，直到吃过午饭，躺下休息，才感到疲惫不堪。看着眼前这死气沉沉的学校，想到几个貌合神离的同事，又要开始一个新学期的工作，心里真有点发怵，工作能否愉快，我是一点把握也没有。
傍晚，校长和其他教师都到齐了，才闲适二十几天的心又绷紧起来。由于“社教”期间结下的疙瘩，我跟校长的关系变得有点紧张。他也有意无意总要为难我。可是我又觉得没有必须要向他妥协的理由，也许正直的人原来就度量小，因为他心里容不得小人；而度量大的，未必正直，要不，他不成了一个可欺的人？虽然别人常常告诉我，如果你跟领导的关系搞不好，你的日子将过得十分艰难。但是没法子，他确实不是一位值得我钦佩的领导，我怎么也无法在内心上同他接近。那种违背心愿的虚情假意，随着“社教”的过去，我又做不来了。
不过凭公而论，眼前这位校长也不是很差的。我遇到过或听别人讲过的校长，有些就更糟。中国人喜欢讲“师道尊严”，校长更是“尊严”上的“尊严”，家长式的领导，动不动在教师中发号施令，要求教师绝对地服从。高高在上，要教师顺从他的意志和脾气，甚至要教师具有高“修养”以忍受他的错误行为。一旦不合他的意愿，还会想着法子对你整治，能吃掉的就气势汹汹，借上级名义威胁恫吓；遇到啃不动的，又使出卑劣的手段，诬告或陷害，要不，是唆使别人，等对方落水再狠狠踢上一脚。
因为这样，有的校长对教师又极不放心，只要不在学校几天，回来就四处打探：有没有人在背后议论他的是非，拆他的台，造成学校里校长与教师的关系如猫与老鼠。这样的校长也会遇到不屈的对手，那时往往会嗫嗫嚅嚅吓唬几句，以示他的不可侵犯，却拿不出真正的力量。平时只要给校长一点好处，他会对你格外重用，也就对你软弱无能。还有的校长在教师面前特喜欢“装胖子”，知道一点“内部消息”，故意卖弄关子，露出半截新闻，让你好奇，随后却又自己“泄露了机密”，再神秘地交代一句“内部的，不可外传”。教师们知道校长的把戏，都乐得凑热闹，这是典型的“暴君兼奴隶”的作风。
而这些校长们，对于本校学生能否在全县或公社的各项比赛中获得优胜，都会特别关注，甚至为此高呼：“我们就是要培养这种能为集体争光的学生，没有集体荣誉感，书读得再好也没用。”所谓“为集体争光”，说白了是为校长一人争气，好让他在全县或全公社校长的比对中，高出一头。教师们并不感到这个荣誉有自己的一份。其实对上面讨好效力，顶多得到提拔重用；而对手下的人关怀照顾，却可以得到尊敬和拥护，一旦需要，有人会替你出生入死，还可能荫及你的子孙后代。
我的校长虽不致于如此，但当天晚上召集教师开会，又谈到这学期要评选优秀班级。名义上是为了互相促进，实际上是借评选，评定班主任工作的好坏。教师们都不得不在工作中处处照顾这种名誉角逐，搞些表面形式的东西，而不愿去做从长远考虑的工作，不是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而是跟着评比转，做荣誉的奴隶。评比对一个懒散的人也许有促进作用，对一个责任心强的教师却要成为不必要的负担。
我不赞成这样的评选，照样发表自己的意见，要求多开展有益学生身心健康的活动，比如组织学生到外地参观访问，开展体育竞赛，举办文娱晚会等等，让学生过一种生动活泼的学习生活。校长仍坚持他的做法，其他教师默不作声，我的发言又成一次空炮，如果继续顶撞下去，还会被看成是故意要和领导对抗。
最后公布这学期教师任课情况，照例又是一番争吵。过去我有过一次，同事们为了表示“公正”，都站在领导一边，非议我的不是。我为此得出教训：这种争吵有损无益，更何况给了同事一个巴结领导的机会。那天又发生两起争端，但不在我这边，在那些非议过我的人身上，我就很感到有点幸灾乐祸。
我虽然喜欢与人争论或争斗，总是对事而言，从来不针对人身。只要我发现有值得争论的，不管牵涉到什么人，都要争个是非曲直。我会动用所有的“武器”，说理论证，讽刺挖苦，常常不留情面。但是过后我对任何人都没有怨恨，自己总结一下得失，又去注意和找寻另一个值得争论的目标。我不知道因此和一些人结下仇恨。他们却不肯就此罢休，有时“燕不下这口气”，还会在背后算计，找寻时机对我报复。这使我感到非常悲哀。一些人也认为我到处树敌，十分孤立，打心眼里瞧不起我。我很懊丧，感到这种性格是不适于生存的。
这次我很佩服他们争吵了一阵之后，便停在那里做进攻和防御的准备，同时向外收购同情和支持。几个人纠集在宿舍里议论他人的短处，将自己说得十分有理，把对方讲得一无是处。这一切又都暗地里进行，当着脸谁也不吭声。我的宿舍相对冷清得多，很少有人过来问津，更不用说是来交心问底。
我也觉得自己是不受欢迎的，有点被人遗弃了。我不善于吸引人，是一个孤僻的人，一个不会同情和附和别人的人。事实上偶而有同事步入我的宿舍，我会六神无主，找不出好话儿来跟他交谈，往往是请坐之后便相对静默，或是他向我诉苦一阵，我无动于衷，于是他就站起来告辞了，这时我心里也不痛快。
还有那种冷漠得象具僵尸的人，对我更是一种压迫，相比之下，我的心就要急躁起来，我外溢的热情完全被他身上透出的一股冷气给冻结了。我想还是没有人来打搅更好，大概我的兴趣和事业不在于有许多人。在孤独和忧郁中我的思想会更活跃，愉快热闹的场面都可能将我的理想冲淡。胡适先生说过：“老虎总是独来独往，只有狐狸才需成群结队。”是很有道理的。
（2）
在学校里，跟校长和教师们的关系，我可能处理得不太好，但是对待工作，对待学生，我是一丝不苟，尽力要教好书管理好所担任的班级。然而此时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使自己一败涂地。
一天下午，班上一位学生郭祖生向我请假，说他母亲病了，要提早回家煎药。我当然同意了。放学后，几位学生跑来报告说，郭祖生欺骗老师，他到校外去赌钱，还对他们说：“做人要学狡猾一点！”虽然只要善于裁剪，歪斜的画面，仍可以成为端正的图片。但我平生最恨不老实，也不许学生赌钱和“狡猾”。加上那些天正有一肚子火气，听到这种“报告”，一时火冒三丈，跟着学生冲到校外去，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郭祖生叫到办公室来。受骗后的疯狂竟不考虑后果，边责问边把他猛力一推，将他撞到墙上。想不到这一撞，郭祖生的嘴唇被牙齿砸破，顿时口腔出血，他乘机大哭大闹，血流不止。
我一看也慌了，不知所以。教师们闻声赶来，有的帮他擦血，有的挡住看热闹的学生。一会儿他母亲骂到学校来了。我狼狈不堪，此时郭祖生竟有点昏迷的样子，一些人又赶紧去叫医生。学校里乱轰轰的，我急得团团转，心里懊悔莫及。自己怎么蠢到干出这等事来，跟我的人格意愿多么不相称。我平生第一次做出伤害别人的事，他又是我应该循循善诱去教导的学生。我的痛苦无以言表，面对学生的哭闹，他母亲的伤心，同事的责备，学生围观的难堪，我感到无地自容。郭祖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是非自杀不可的。
后来，郭祖生总算平安无事。我也登门道歉。家长通情达理，一再骂自己的孩子不学好，老师教育得对，当然也心疼自己的儿子流了那么多的血。为了惩罚我自己，我把头发理光了，让自己记住这是一次永远的耻辱。
那天校长正好不在学校，回来后得知情况，他好象觉得这下有工作可干，特地跑到学生家里去访问，却不是帮忙做善后工作，而是找来班上其他学生个别谈话，想进一步搜集我的材料。
我很坦然，错误明摆着，别人安慰也罢，辱骂也罢，都不能减轻我内心的自责。我不想作太多的解释，过错是一定要纠正，教训也一定要吸收。
这事发生后的第七天，校长找我谈话，先说了一通体罚学生的严重性，又说家长准备告到县里去，是他劝阻了，事情才没有闹大，问我打算怎么办？我承认自己有过错，也开诚布恭地指出，校长不该在背后对教师搞小动作，这不是在帮助人，有点乘机落井下石的嫌疑。校长说他在了解情况，是为着我好。大慨校长看不到我象个“罪犯”的样子，又曲解我的意思，说我态度恶劣，不承认错误，还反咬一口。他跑到中心学区去汇报，回来后神气地宣布：“公社党支书指示，责成何海生在教师会上公开检查。”大概我这辈子注定要不时来作“检查”的。
教师生活会上，我作了“检查”，毫不掩饰地谈出自己的过错。因为坦露错误，说明有改正的决心；如果隐瞒过失，将会受到时间的惩罚。大家照例要提意见“帮助”。他们都认为应该给犯错误的人以痛感，而后他才会改正。连平时和我关系不错，前天还说了同情和安慰话的教师，也发表了一通激烈的政治言论，都说是在挽救我。仿佛一个人一旦陷入泥宁，唯有岸上的人才能帮助他。这种言辞我完全能够理解，也可以接受。但毕竟尝到这双重人格的味道，心里有点反感。有一位教师，他自己也常犯这样的过错，只是没有造成恶劣后果。于是“将心比心”对我的错误特别“熟悉”，又是“理解”又是“同情”，还自以为是地分析“错误根源”，提出极端的指责和批评，尽管他一再声明包括他自己在内。我想要是轮到他挨整，我也会说得头头是道。有一位教师还“上纲上线”，因为郭祖生出生贫下中农，文章自然好做了，什么“法西斯行为”，“摧残贫下中农子女”，差一步就是“阶级报复”了。
我是个有“棱角”的人，平日少不了会划伤周围的同事，因此得怨甚多。一两位跟我感情不和的，乘此机会把一些鸡毛蒜皮与过错毫不相干的事，也一古脑儿搬出来，随意发挥，乱扣帽子。反正在这种会上，人人的权利比我大，我几乎是没有发言权，分辨和解释都是无用的，一些人正苦于没有话题可发挥。我要是说出真话，他们立即会说我不够虚心；我如果一言不发，又会说我对批评有抵触；唯有我说出假话，大家才会满意。
我很感慨，人们并不伟大，至少我周围的人很少有人理解我的心。因为我粗暴，不懂得忍耐和妥协，我便成了一些人十分称心的陪衬。那些不冷不热，表面教养有素的人，有不少是明哲保身的自私者，他们很少考虑要对社会作出一点牺牲。还是“鲁莽”的人更具有强烈的爱，他们在困难面前会奋不顾身，在敌人面前可以宁死不屈。我心里明白，那些无爱于人类而又十足自私的人会受到称赞，因为他们懂得温、良、谦、恭、让。人们喜欢他们的好面孔，愿意听他们的花言巧语。唯独我不是这样，这不懂世故的黄毛还没有在我身上退尽，我始终不肯昧着良心说瞎话。
我知道自己有缺点，也有优点。别人的看法无论是好是坏，都要中肯才能叫我信服。过高的赞誉，我会认为他要利用我；过低的贬斥，我会感到受委屈。说我不好，我一点不苦恼，对自己我比谁都清楚。恶意的诽谤有时反而令我冷静下来，感到没有计较的必要。我被人误解得太多，损失也无可量计，一两句废话算什么。事实本身才是最长命的东西，我的智慧不会因此减弱分毫。我所怕的乃是真如大家所说的，那时他们即使不说，我也会羞愧难当，感到无颜立于天地。
（3）
这次过错使我的头脑清醒了许多，觉得任何时候都要忍耐。贝多芬说过：“忍耐，这是多么痛苦的逃避方法，然而对于我却是唯一的办法。”我想，不要总是喜欢光明，忍受一下黑暗吧！它也许正是医治我的一帖良药。我痛心的是由于这次过错，许多事情被颠倒了。我跟校长在“教改”上的争论以我失败告终，我的威信扫地，历来发表的意见成为无稽之谈。校长成为正确的化身。生活有时就是如此产生不公平的结论，本质的好的东西被忽略了，只看到表面的枝节的过错，还要据此大造舆论来坑害人。按理说，我的校长应对我的过错负有一定责任，因为一位不称职的领导往往使下级心情抑郁，脾气暴躁，导至做出不合情理的事来。可是我的校长不但安然无恙，还从我的过错中捞到好处。
接连几天我闷闷不乐，极度忧郁，甚至害怕忽而欢乐起来，忘了受过的教训。同事们在说笑亲热，我会感到受嘲弄和歧视。也许我的力气早在对理想的追逐中耗尽了，只有整天的不言语，极力表现一种学者的昏庸，以示全部精力都花在书本上，无心再去理会生活中的琐事。而一旦沉默了，就开不起口，即使有利于自己的话也不想说，我担心开了话匣子，又会滔滔不绝，明知多言必失，还要死撑到底，走向另一个极端，大说大笑起来。人有时健谈，有时寡言，有时说笑打趣，有时严肃认真。老实人偶而说句笑话，变一下鬼脸，也能收到极佳效果。但如果以为自己真有说笑天才，还要打趣，就变为滑稽。大家不但不笑还有点看轻，起初是认定老实又风趣，实在难能可贵，后来就动摇了这一信念，以为他真成了小丑。
我有时也报以微笑，算是说明我还有知觉。不过也真是这样，当我感到孤独和寂寞时，一点也不害怕，满桌的书籍是我的朋友。此时我正热心阅读古散文，想从那里找出几条人生的告诫，生活的格言。我觉得古人立身处世的道理，清静无为的想法，对治疗我的急性病将有一定的效力。我学会一点“中庸”，一点“世故”，在对付别人的挑衅和刺激中，会起到镇静的作用。当然我没有也不会完全地中庸化，伪君子化，至少我还不够格。
读着古人的著作，我又变得孤芳自赏，十分清高，对旁人视若无睹，似乎得天独厚，唯我至尊。可是一旦接触到生人，一交谈，说了一句多余的话，又即刻象泄了气的皮球，感到懊丧、空虚。我的读书总是重在感情，进得去却出不来，防碍了我与他人交往。看来古人的书可以读，他们的行为方式却不可学。王勃当年作“藤王阁序”是何等风流倜傥，即席挥毫而就一篇千古流芳的作品，其才华现代人恐无人能及。可现代人也没有那种闲情雅趣可以去过游山玩水，饮酒作赋的生活，何况还要时时瞻前顾后，处心积虑，为生活奔波，哪能无拘束地写出一篇发自肺腑的文章，哪能坦然地面对一切。
因为这次过错，我竟成了一个“落伍”的人。一天晚上，教师们都到中心小学参加“积极分子交流会”。校长唯独没有让我去，要是以前我会因为没有自己的份儿，感到浑身发烧。那个儿我悠然自得，暗中还庆幸这番“美意”，我又有时间看书了。我不怕因此成为“落后分子”，得到这个称号也无所谓。问题不在眼前，谁也不是历史的法官。一想到将来，我就充满信心。我深信自己做得对，因为感觉得早，难免要受到奚落。也许，总是争先的人，响往着未来；喜欢落伍的，沉醉于过去；唯“中游”者最幸运，他们在咀嚼现在。其实我是以心中的傲慢来抵御外来的伤害，常常使眼前的利益受到损失，我安于这种现状，因为唯有如此，我才能专注于我的努力。
别人也许会说我清高，那些不理睬我的人，我也不理睬他。我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个使人人都喜欢的人？尽管教训使我领悟到这样将失去许多利益。我认为自己最大的利益并没有失去，我仍然朝着自己的理想在前进，这在当时谁也不知道，谁也猜不着。我只是不愿同别人有太多的接触，喜欢孤独。
生活在自造的孤独之中，是我所情愿的，并非别人把我孤立了。就是孤立了也不怎么可怕，不跟大家在一起喜笑，倒更有生路。我本来有点懒散，不这样激励，可能会在安乐中死去。
喜笑虽好过日子，可以让人看出于世无求，对政治和旁人不存敌意。可是在言行中，自身失错的机会增多，喜笑之余因感到碌碌无为，内心会变得更加空虚。而沉默，人们会发现你更多的语言，何必去夸夸其谈。我相信只要我愿意，我仍有能力摆脱这种孤独的局面。
在忍受孤独的同时，我感到应该去做一件事。奥斯特洛夫斯基全身瘫痪，双目失明，还拿起笔杆子。我也应该挣扎起来和思想上的瘫痪作斗争，把世上的丑恶和伪善撕裂，把人们身上的恶习揭露得体无完肤，将来的人们应该有一个崭新的风貌。我决心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去实现这一点。
漆黑的夜里，有人在酣睡说梦话，他们紧紧闭着眼睛，以为一切都如梦中那么美好。有人却在辗转反侧，黎明前他们最早醒来，这是准备踏上征途的人们。他们的任务是美梦中的人想不到的。我希望自己能在这寂静而漫长的夜里，爆出一点照明的火花，让自己或他人看到哪怕是瞬间的远景，使失望的人们重新鼓起勇气，朝一条光明的路子走去。
当然，切不可装一副高贵的脸孔来吓唬人，不要有意无意地表明自己胸怀大志，这一切不会有人买你的账。继续地沉默，忍受孤独，低下头瞧瞧脚下的路，按既定目标走去，不把讥笑，侮辱当作一回事，“不为最先，不耻最后”。让别人把我看得一文不值。那么这次过错将是十分有益的教训，它促使我坚定地走向有希望的未来。
5月中旬，校长再次找我谈话。大概他看到我开始“自新”，或者说“服贴”了，想起他自己的职责，要来帮助我这个“落后”教师。他先“表扬”我“进步”了，说我上次态度“不好”，他又如何“关心”。他是在给我一顶高帽，再来一顿批评，等于先解除我的武装，再逮捕我。我极力冷静下来，听他把一切讲完。他好象十分得意，以为叫我哑口无言。而我更高兴自己能忍受这种毫无道理的说法。领导的“好意”有时会成为一种负担。
有一点我还是顶回去。他对我一心扎进古文堆里颇有看法，认为我还是忽视了“政治”。虽然对所谓“政治”我不寄托任何希望，甘居“中游”，乃至“下游”，却不能明摆着说，也不能让人造成这样的印象。有时我就在桌上摆两本“红书”，背地里仍看我的《古文观止》。我不愿别人太多来打搅我的学习，但求“和平共处”完成我的事业。叫我放弃自己的理想去追逐所谓“政治”，我不干。我同时害怕与人争论，不喜欢把脑子用在毫无意义之处，更不愿为生活琐事浪费时间和精力。那时我特希望“和平”，希望“互不干涉内政”。
（4）
我的心平静下来，上课时不急不躁，耐心讲解说教。我记住，要控制自己，支配自己，管理自己，这是达到目标必须具备的能力。一个人要完成事业需要冷静和忍耐，心急奏不出和谐的曲子，气息安定乃能深谋远虑。心里充实，没有烦恼，就不再后悔。心情舒畅，乐观开朗，也就看不到学生有违反纪律的现象。即使一两个不听话，在课堂上也不引人注意。
遇到学生吵架，我会冷冷地把他们叫进办公室，毫无表情地审问事情的经过，象法官对待罪犯，一点不着急，也一点不热情。我心里想得仍是执行我的职责，学生的将来则与我无关。我知道以前的暴躁全是爱的表现，那时的冷漠却是互不相干，也许我以前太为学生的将来着想了。然而以前我失败了，现在却成功了。
一天台风袭击这里的沿海地区，呼啸的狂风夹着暴跳的大雨肆意蹂躏大地，树木摇晃着发出凄厉的哀鸣，房屋瑟瑟发抖象在祈求老天爷息怒。野外一片白茫茫，只有豆大的雨点在四处狂蹦乱跳，仿佛这世界上唯它们最幸运。屋里是一片混乱，人们惘然失措地走来走去，不时怀着惶惶之心，挤到窗口去注视那正在横行霸道的狂风暴雨，尖叫声伴随着树枝断裂的劈叭声，更是增添了几分恐怖。教师们早已无心工作，一个个惴惴不安，象是到了世界末日。
我却安祥地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心里竟如此坦然和宁静，野外的喧啸和人们的惶恐似乎是从银幕上传来的，与己毫无相关。我那经受磨难的心，显得和这场暴风雨多么不相称。也许只有在这样的氛围里，在这被破坏了的世界里，我才能好好地想一想。
是的，为什么总要跟别人计较呢！无非是有时让我想起自己不应有的遭遇，并不妨碍我正在进行的努力。何必去争眼前的气，图一时痛快。应该佩服那些切实为人类造福的科学家，象达尔文、门捷列夫才是无可辩驳的伟大。生活中几次斗嘴，输了或赢了，又能怎么样？我感到心里矛盾极了。不这样吧！它又是生活中的一面；这样吧！又是何等的悲哀。
也许各人有各人的难处，每个人都有自己想做的事。校长也一定在考虑他的工作，设计他的前程。我处境艰难，不得志，也是十分自然，何所怨恨于别人？他们同我一样是凡人，怎么能没有缺点？
我应该更多地考虑自己的成长，想想是否在努力，是否有进步，不要担心别人的态度和议论，欣喜和悲伤本是无用的东西，骄傲和颓唐更是愚昧的表现，振作起来，一切从零开始。
做人要有自知之明，要深知自己的缺点错误，要常常地不满意自己，如此才能去努力拼搏，永恒的满足就无须增添了，怎么还会想到努力？只有看到自己的缺点错误，不利的一面，肮脏的地方，才会时时警惕着，想方设法去弥补这种不足，纠正自己的过错，不至于在取得一点成绩时飘飘然，忘了长远的目标。但同时一个人也要明了自己的优点成绩，看到有利的一面，光明的地方，才会在困难面前有勇气和信心，才能忍受眼前的痛苦和耻辱，不至于在失败时恢心丧气，放弃自己的理想。
我力求对自己实事求是，既不隐瞒自己的缺点错误，也不掩盖自己的优点成绩。但是，我没有企图隐瞒缺点错误，别人就赠给我一个美名，曰“老实”。我同样没有掩饰自己的优点成绩，别人就说我“骄傲自大”。
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表达我的真正想法。现实中，老实人往往要吃亏，人们并不相信你的坦诚，更多的是要利用你的老实。斗争本身也叫你坦诚不得，只有阴谋狡诈才能取胜。老实人最容易暴露“军情”，陷入别人的圈套，成为无辜的陪葬品。即使由于一时兴起，把握不住自己，真诚地道出一切，很可能就害了自己，或无意中伤了别人。
其实我承认自己的缺点错误，并非为了向别人表示“老实”。我觉得暴露得越多越能鞭策自己，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不否认自己的优点成绩，并非想得到赞扬。事实上我因缺点错误造成的损失已痛惜不已，哪有心思去欣赏自己的优点成绩。有时批评会比赞扬更好受。当然在克服自己的缺点错误取得成功的同时，我希望得到赞扬，原因还是为了增强信心和勇气，敢于藐视缺点错误，为前进扫除障碍。只要我相信自己明天会更好，就不要把赞美和讥笑当回事。
我能正确对待自己正反两方面的表现，我却不善于对待别人从不同方面给我的态度。我常常不喜欢别人故意贬低我，也不愿意别人不符事实地夸奖我。对着无端的批评和攻击显得毫无把握，沉默吧！觉得对方是有意侵犯，感到愤愤不平；反击吧！又显得自己心胸窄小，使心情更加不好。同样，听到赞扬也颇感为难，沉默意味着接受，是自以为是的表现；拒绝又似乎是希图再次得到赞扬。有时听到赞扬会抑制不住喜悦，赶紧说出不足，贬低自己，来表明自己不会“骄傲”。却又因此感到后悔，担心别人抓住这些弱点来“攻击”我，有意无意透出一股傲气，想抵御外来的“伤害”，却惹得别人总想“遏制”我。我为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在苦恼，这种脆弱的心理，是不是出于对异性的响往，有时我在想，也许结了婚就可以安定下来。
人生难免有过错，当年的想法，多少有点偏激，孤芳自赏，不易合群，是一种失常的行为。我坦率地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毫无报复之心。我本身的行为并不美好，但是都成为过去。我历来不怕献丑。生活中的过错谁也免不了，重要的是要正视它，勇敢面对，反省自责，刻骨疗伤，这样，过错对一个人的成长，反而是十分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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