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wfmzgg.com--原创文章】
（1）
严寒的冬天过去了，安慰人心的春光歪歪扭扭地落在窗前的屋顶上，几只麻雀在阳光照不到的屋檐下钻进飞出，吱吱地叫着，墙头的小草还没有从冷凛的哆嗦中伸直腰来，转眼又到了秋风萧瑟的天气，才几时它又要枯黄。阳光也不知何时又跑到南边的墙上，那些麻雀再不能在阴凉里喜耍了。1958年我经历过的就跟季节的变化一样，只是滔滔的孟夏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度过，那灿烂的阳光已一去不复返。
“一向驶顺风船的不一定是好船夫，遇过风暴的才是真正的舵手。”我在“落取通知书”上写下这一句。
我开始想，“落取”也许可以成为我一生奋斗的动力。经过这样一次挫折，我将更懂得生活的意义。平平淡淡最终要感到乏味，不知人生还有苦痛的时候，这种人也就不知道怎样珍惜生活了。经过这样一次挫折，我将更坚定不移去追求生活中的目标，知道成功是没有止境的。在我们国家，也许上大学与不上大学处于同等地位，重要的是每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如何。我相信自己无论在那一个岗位，都能发挥良好作用，出色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如果一旦让我再次走进校门，我更会以十倍的疯狂，爱惜和享受来之不易的生活。
当时报纸上不断在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各地纷纷刮起一阵阵浮夸风，抛出一个个“高产卫星”，一天一个惊人的“奇迹”出现。水稻亩产可以达到六万多公斤，地瓜亩产有二十几万斤的，农民都说就是把田里的土拿去秤，也没那么多。可作为热血青年，我却深信不疑，再一次为国家的繁荣昌盛激动不已。我开始从颓唐中恢复起信心，我从来不想落伍，认为关键还在于争取表现，干出一点成绩来，到水库工地去劳动，或搞一块试验田。如果能在试验田上同样抛出一颗丰产“卫星”，人们不知道将怎样叫我做总结报告，说不定到时组织上就会重视我，把我送进大学去深造，研究更深奥的问题呢！
是呀！只要痛苦淡漠了，难熬的夜过去了，我就又在幻想，又在希望，始终以积极向上的态度，把一切都看得那么美好。因为我是这样的诚实，这样的单纯；我又这样的热情，这样的有能力。
在当时一篇日记上，我认真检讨自己：
“与其哀怨终生，不如奋斗至死。应该切实参加到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当中去，认真观察，冷静思考，这里面有许多我不懂的真理，有值得我学习一辈子的东西。问题不在干什么，当个泥水匠也好，做个推车工也行，一样可以创造生活，做出成绩。以前我并不喜欢这些，也没有认真去想过，让我来喜欢它一次，这绝不会丧失我的‘尊严’。
“不要把自己的一生埋葬在幻想和希望中去。应该及早确定一个可行的目标，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始终不渝地攀登。不可好高鹜远，眼高手低，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愿做。白白让美好的时光悄然遁逝，到头来落得空悲切！
“不要过分欣赏自己，把别人看得一文不值。劳动人民有能人，他们并不俗，比起不学无术的公子少爷，他们高尚了许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总以为自己了不起，比别人高明，就不敢正视自己的缺点，也看不到别人的优点。要知道，人家不说不等于不会，人家不做不等于是个傻瓜。自己受到赞扬，也不等于有了真本事。
“看书做事要有崇高的目标，不应为了在别人面前说笑打浑，为了在女人面前卖弄讨好，而去发展那种无用的才能。对女人的青睐更应慎重，不要以为对方嫣然一笑，含情一瞥，都在钟情于我，这太可笑了。”
这时，几位同学也从大学里不断给我来信，安慰我，帮助我。团支书还寄来几本有益的书。他们仍然把我看成是一个天资甚高的人，不相信我会因“落取”一厥不振，一再鼓励我来年要继续投考。
我已经意识到，在当时一个人的所谓政治条件，比起他的知识、才能更为重要，可以说没有“政治”就没有一切。我开始对“政治”产生了兴趣，从图书馆里借来不少政治思想教育的书刊。对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逐句精读，作出眉批和写上心得。因为能深入领会书中的含意，联系自己熟悉的东西，感到收获不少。我觉得一个人除了每天从食物上吸取热量，还必须在精神上不断得到营养，一旦对政治钻得越深、兴趣就越浓。站在岸上怕水冷，一到跳进水里，就会得到意想不到的乐处。
（2）
思想上有了一点武器，我又壮着胆子主动找街道委员会的街长谈心。街长很坦率，她不认为一个青年人会有什么大“问题”。她说：“当领导的不一定都对，对一个人的处理也不一定都是正确。不能因为领导的误解，不恰当的批评，就消极不干，应拿出行动来，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她叫我放掉思想包袱，到街政府来帮忙做点事，可以去民校教书。我精神上顿时开朗了许多，感到一个人在困境的时候，能主动找领导谈心，往往可以找到前进的方向，给自己增添几份信心。
第二天我就到民校去，所谓民校，其实没有教室，没有课桌椅，只是在一个宽畅的有路灯的地方挂一块小黑板，学员自带椅子来上课。学生都是一些中年妇女，也有上年纪的老太婆。我每天晚上给她们讲学习文化的好处，列举不会说普通话的难处，然后是识字教学。她们都异口同声地表示赞同，对我的讲课感到满意，说了不少感激的话。为了上好民校的课，我只好牺牲了和朋友欢乐的时间，放弃了几部好的电影没有看。但我心里快活极了，甚至感到有点光荣，虽然这不算什么英雄行为，也没有当上模范。在我一生中，却是第一次用学到的知识去为人民服务。
街长又交给我其它的工作：比如出黑板报，到居民屋顶上去，用土广播筒通知开群众大会或广播台风消息等等。有一次十二级台风登陆，呼啸的狂风夹着暴跳的大雨，在四处横行霸道，街上白茫茫一片，行人早已绝迹。街长却带领我们几位青年连夜冒雨在巡逻，帮助那些房屋破旧的居民转移到安全的地段。这是我亲身经历，亲眼看到一个政府如此关心人民的疾苦。对那些爱发啰嗦的人来说，是一次有力的回击。
基层工作，直接面对群众，并不容易做好。有一天傍晚，党支书叫我带领二十位居民，赶去城外抢修一段缺口渠道。我带大家到了那里，已有不少人在忙碌，场面有点乱，好象没人在指挥，大家就散开各自干了起来。劳动了一会儿，有个人竞自作主张对大家喊道：“走了！”我以为是哪位干部要调我们去别的地段抢修，也跟在他们后面。到了公路上才发觉是要回去。我急得直问：“刚才是谁叫大家走的，怎么没有问我？任务还没有完成，回去怎么向支书交代？”可大家都不听我的，欺负我太年轻，嫩了点，不象个干部模样。有一位还“好心”教导我：“回去就对支书说，大家干到十点多（明明才九点）双脚浸在水里受不了，只好收工。”我不能说假话，又不好向支书交差，只能直接回到家中。心里懊悔极了，第一次当“领导”就出丑。后来我又参加了几次抢险救灾工作，也主持过群众大会，才慢慢成熟起来，渐渐地我成了当地群众心目中的一名街道干部。有些群众遇到困难，甚至直接来找我帮忙。
有段时间，街长叫我去她家里填写居民粮食统计表。到了中午，便留我吃午饭。我说什么也不肯，因为当时每人的口粮是定量的，我怎么可以吃别人的份额。后来他们说，这些都是“公家的，没关系”。我很诧异，哪来的“公家粮”、“公家款”。一打听，才知道是上级拨给民工的补贴粮和补助款，被基层干部截留了，或者说剋扣了。街道干部常会以“替公家办事”为由，毫不脸红地享用它们。在物质匮乏，生活水平低下的年代，能吃到一顿“公家饭”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即便是“觉悟高的无产者”也一样高兴。所靠的是手中的权利，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只有百姓始终“无知”。制度上这种缺乏监管，可谓源远流长。但反过来说，那些“替公家办事的”大多是义务的，特殊照顾一点，又像是情理之中。只是除了“替公家办事的”，几位熟人，包括干部家属也大大方方地享受起来，就有点说不通了。当时我一吃完饭就赶紧离开，心里总感到有点不应该，这玷污了我“替公家办事”的美好愿望。
其他“落取生”看到我在街政府轰轰烈烈地干起来，便在背后冷言冷语地嘲讽，跟我疏远了。他们不理解我，把我看成是一个“投机分子”，“背叛”了他们，或者是他们对我的作为有点忌妒了。我不想解释，离开学校有各种各样的路，只能靠每个人自己去选择。生活也必须在你需要的时候，才会过得心甘情愿。
（3）
那时我每天都到街政府去，心里感到充实了许多。跟街长和其他干部接触的机会也多了，我从他们身上逐渐学到不少课本上从来没有读过的知识，受到深刻的教育。
有一天上级拨给一笔救济款和一批救济物资。几位听到消息的居民争着要，有的登门诉苦、有的托人说情。可是街长一概不理，她对我们说：“这些人中有不少人过去生活不错，现在稍有点不如就叫苦。象王素英，解放前不务正业，靠歪门邪道过日子，解放后政府不许她再干。她又不愿参加劳动，自食其力。这次吵得最凶，却最不该给她。”相反地，街长亲自把救济品送到一户贫民家里。她说：“这些在解放前过着苦日子的人，现在都有一定程度的翻身，他们对目前的生活感到满足，但相比之下，仍是困难的，这种人我们还是应该救济。”
多么鲜明的工作态度。我沉思良久，要是让我来处理这件事，恐怕就不会这样顺利，这样合情合理。
还有一次是开群众大会动员捐献废铜铁，支援国家建设。结果群众议论纷纷，会后许多意见汇集到街长那里。只见她不慌不忙地分析说：“群众有意见，说明我们工作没做好，光知道伸手向大家要废铜铁，没有把意义讲明白，这只能怪我们自己。要想办法激发群众的阶级觉悟，自愿把废铜废铁捐出来。至于张铁头公开跳出来反对，说我们跟国民党一样，这是别有用心的。他过去是恶霸张瑞山的狗腿子，历次运动都发泄不满，这次一定要狠狠教训他。陈东海谩骂干部，要调查一下，背后是不是有坏人在挑唆。解放前他是个苦大仇深的贫民，他会跟着共产党走的。”
街长显然是根据阶级斗争的理论，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从现在看不一定客观。当时我却觉得对我的启发和帮助，比我在考试中得一百分要有用得多，它不同于政治课本的说教，也不同于校长在大会上的灌输，而是活生生的现实教育。
街长没有上过正规学校，只在扫盲班里毕了业。她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令我佩服。我想是因为她有强烈的阶级感情和对工作、事业的热爱，才使她变得如此能干。
看到这样的人，我又增强了信心和希望，感到活着是有意义的，平凡的工作也可以锻炼一个人，可以学到自己所没有的知识。“落取”后那种无聊颓唐的生活不再出现了，我开始愉快地走进另一种崭新的生活里。
而1958年又是最热闹的一年，不光是各种“卫星”接连“上天”，“人民公社化”又鼓舞了一些想“早日进入共产主义”，实现“世界大同”的人，他们有了突发异想“大胆创新”的机会。有人要“好心”地“砸锅毁灶”，“兴办群众食堂”，说是让大家一起来过“共产主义生活”，解决“后顾之忧”，彻底“解放生产力”。于是“群众食堂”随着“人民公社”的成立，开始遍地开花。
我所处的街道虽是弹丸小地也不例外。由于一段来我的积极表现，10月11日街道党支部决定，让我担任开始兴办的“群众食堂”的会计，说这是个光荣的任务。支部的决定当然也是对我的信任，我一方面感到高兴，同时也隐隐有点担心，会不会永远被“钉”在街道政府里，当个群众干部，并不是我的心愿。但是我没有拒绝，我只是在心里希望，以后还能重新分配一个正式的工作。
（4）
正当我满怀期望，在“群众食堂”热火朝天地大干起来，准备用实际行动来重新塑造自我的时候。想不到一场无情的暴风雨再一次扑到我身上，而且是倾盆直泻，把我淋得浑身湿透，一败涂地。
10月16日清晨，我和朋友正要去食堂上班。路上一位学生交给我一封信，说是螺城一中团委会寄给我的。我急忙拆开，还以为是通知我去哪个单位工作呢！朋友也在旁边说，一定有好消息。
不料，我刚看上一眼，就象被毒蛇咬着一般，大喊一声，“开除团籍”，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两只手颤抖着，把那封信翻来复去看了又看，拼命要从字里行间找出差错来，希望“何海生”三个字会变成别人的，以证明这不是真的。嘴里喃喃自语：“不可能，不可能，……”声音已是颤颤巍巍，断断续续，心里早在哭泣。
朋友大概看到我象疯了一般，也吓坏了，或者是因为路人在好奇地观望。他赶紧把我带走。我对身旁的一切已全无知觉。一路上朋友在极力安慰我，替我表示对这件事的怀疑，我却一句也没听清楚。直到开了门，才知道已回到家里。呆呆地坐了一会儿，我突然站起来，非要到一中去问团委书记不可。朋友不放心，要我冷静再冷静。我是一刻也不能等待，并希望朋友陪我走一趟。此刻我十分需要他，有一个人在身边，自己才胆壮些。
到了一中，找不到团委书记。另外两位负责团委工作的都推说不知道。
又过两天，我一个人来到一中，团委书记却说我“思想反动”，“跟党离心离德”，还说我“整团”后继续“放毒”，“表现虚伪”。具体的又一点都不指出来。
我一时竟不知道如何解释，心是不能掏出来剖白的，也不是一件物体可以拿来证实。我“整团”后的表现可是尽了最大努力，自己正高兴做了前所未有的事，我读了不少毛主席著作，劳动上也经受过锻炼，思想感情上发生质的变化，我感谢团组织把我从邪路上拯救出来。他却说这一切都是“虚伪”的，这叫我如何分辩。我愿意改正错误，有了进步，也许有时会不自觉地说出来，难道这就成了“虚伪”，并构成我品德的一部分？我不得不把一本日记拿出来，请他看一看，上面记载着我这段来的真实思想转变和所作所为。团委书记却连忙推开，象拒绝一位乞丐的讨饭碗那样，不愿理我了。
我只能失望地回来，心里感到一阵难忍的空虚。胸口又堵得慌，“开除”两个字老是来纠缠，我越是不愿去想它，它偏在我意识里出现，我还是无论如何不相信这是真的。当初支部只决定给我“警告”处分，我的团籍关系也转到街政府，一中团委会怎么能“开除”？事先又没有征求我本人的意见，这符合团章的规定吗？我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团委书记却说是经过团县委批准的。
我还是不相信“开除”会用在我的身上。我总认为“开除”是对于流氓小偷，道德败坏者，或真正反党反人民的顽固分子才适用。难道我够条件吗？我相信自己没有坏到那样的地步。我从小学到中学只有受到学校老师的称赞和表扬，很少有过批评，更不用说那怕是轻微的处分了。
对我来说，这不光是开除团籍，简直是开除国籍，开除人类籍。我不管怎样也不是一个人了，因为我是被开除的；我不管怎样也不能见人了，因为我是被开除的。一连两天我昏昏沉沉躺在床上，脑子里横七竖八地叉着几个“开除”，浑身没有一丝力气，就跟死去一般。
（5）
这之前我还在天真地幻想：由于“整团”后自己一系列积极的表现，特别是“落取”后经过一段彷徨，重先鼓起勇气，开始新的征途，组织上将不会对我处分，可能还会继续培养我，把我放到适当的地方去。
那时一切都完了，工作不用等，再考大学也是白费劲。往后的日子如何度过？将来又会怎样？大概已把我看成是一个成熟的，有一套完整思想体系的“右”派分子。也许早已在监视我的一举一动……我不敢再想下去。怎么连一次改正的机会都没有给我留下，就把我“开除”了？
此时我还要担心亲人的指责，邻居的岐视，朋友的耻笑，妈妈的难过。我再次感到没有勇气活下去。只有赶快离开这里，躲开人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默默无闻的地方去，最好到前线去，在战斗中死掉。可是这也不可能，因为我是被“开除”的，部队怎么肯要。
我颓然地感到一切都完了，什么样的处分都行，就是不要“开除”，这打击对我太大了，大到无法弥补，对我人生是一次灾难性的摧残。我觉得除了这肉的身躯还在，一切都被“开除”，什么都没有，连最后一线希望也失去，要想重先入团更是渺茫，就象死了不能复活一样。
几年后我才听到有人对我解释说，当时正值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的“非常时期”。组织上不得不采取所谓“非常手段”，清除一批政治上所谓有“问题”的人。也就是跟封建帝王在不高兴时会随意把人推出去砍头一样平常，用不着考虑该不该，合不合组织手续。
此外还跟一位同学有关，那年“整团”后他常常来找我，要我再向他介绍那些已受到同学批判的东西。我告诉他，既是错误的，就不要再谈了。他却一个劲地要求，说他个人认为那些并不坏，发誓替我“保密”。我拗不过，就以忏悔的心情告诉他我曾追求过的东西，那些也并非都是“资产阶级”的，我不知道他是抱那么大的兴趣在倾听，更不知道他又那么热烈地去表现自己。终于在临毕业前他也受到团支部的批评教育。至于当时他如何向组织交代，如何推卸责任，我一点不知道，也没有人来找我对证。
直到1962年组织上“甑别”我的问题，翻阅过去的档案，我才从别人那里获知，那位同学当年向团组织交代了所谓“跟何海生的关系”，把他的错误根源裁到我身上，说是受我的“毒害”和“诱惑”。因为他出身贫农，团“组委”得出结论，说我“整团”后“不思悔改”，“继续放毒”，“腐蚀同学”，“表现极其虚伪”等等。于是“前科后犯”，一句话，将我“开除”，可以不经任何了解和核实。
有些人就是如此不公正，只善于随意处治一个人，却不愿深入调查研究，弄清事实真象，不愿想办法拯救一个即使真正有错误的人。还要对一个充满期望，热情追求进步的青年给予毫无提防的打击，这跟惨无人道有何差别？
我实在是不愿意太多地来发泄这一切，而且当年我也不敢如此去想。我仍然期待着以自己的赤诚去获得宽恕。在我的头脑中也只有应该对党忠诚这样的想法。因为我一贯是热情、诚实、坦白的，随时准备为重视我的人献出一切。在我心目中只有美的正义的东西，为了它我愿意改正错误，也愿意负着臭名声。可惜当时没有人知道我，理解我；也没有人肯冒着风险来帮助我，支持我。
如今一切都成过去，就是对那个丑陋的人我也早已忘却，唯有“同学”二字是永恒的。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时代不断变迁，过去发生的事绝不会再重复。摧残人生的毒菌，如果还要继续发酵，也一定会被有效地制止和铲除。今天的青年应该生活在一个宽松和谐，享有自尊权利的社会里。
查看更多原创文章相关内容,请点击原创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