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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世达老师那时可能30多岁吧，一身藏青色中山装，有点发白，但还算干净，领扣总扣得严严实实，大夏天挥汗如雨了也不解开。一双青布鞋总穿成草鞋的模样，十个脚指头有四五个刑满释放阳光雨露。他那顶绿军帽很是神奇，在教我们的四年时间里好像从没换过，可总能那么不新不旧。其实那时的农民都大多是这般穿着，“文化人”的标志也就是在胸前的衣袋里捌一支熠熠生辉的钢笔。但查老师连这钢笔不也不捌的。也许是因为太消瘦，查老师的喉结显得特别大，像卡了个大核桃——这可能是男人偷吃果子被咽住形成喉结的传说的有利证据。
查老师的学历，好像谁都并不准确地知道，不过想来是高不了的，大概不会超过小学四年级，因为他教我们到四年级就不再教我们了，接低年级去了，传言说是他知识水平不够，教不了五年级的课程。他好像也没有什么文艺特长，照本宣科之外，四年的时间里，就只教过我们一首歌：《正月里闹元宵》。我之所以现在还记得，是因为他教唱时的神情有点搞笑。说出来真有点大不敬，他是真正的五音不全，也是正宗的“烟锅巴”嗓子，高音上不去，就极力伸长了细瘦的脖子，青筋暴立，但“元宵”的元字还是只能失踪在半路上。学生们下面吃吃地笑，可查老师依旧一丝不苟，深情无限，低沉处把音抖得直在人心里翻滚，这时候他的绿帽沿也跟着鸟翅一样扇动。
查老师其实很认真负责的。他在农村的家离校20多公里，老婆孩子都在家里，星期五下午下课后急匆匆回家，星期天黄昏时又汗淋淋的赶来学校，我没记得他缺过课。农忙的时候，偶尔屁股后会跟一个比我们小，穿一件皱巴巴花衬衣的黄毛丫头。那丫头很乖，静静地坐在她父亲办公室兼卧室的门槛上看大哥哥大姐姐们尘土飞扬中蹦跳吵闹，我们上课时会来教室门框上靠着，任调皮的学生跟她做鬼脸，就是不吱声，顾自咬着自己的手指头。发现丫头有点“扰乱军心”，查老师向她挥挥手，她便乖乖地离开。
查老师的脾气不算好，但也不算坏。有一次被我的同桌无意间“囧”了一把，却还能显绅士风度呢。那是星期天晚上，可能农活多，查老师到校稍晚，又没吃饭，就让我们各自点了煤油灯自习，自己在学校的厨房里捣鼓做饭，遥控上课。教室的木格窗户用报纸裱了，我就坐靠窗的位子，专心于一本小人书，突然被同桌急切拽动：“你看你看，死羊眼睛！”我摸头不着脑地问：“什么！什么！”“那儿！那儿！”他的表情很是惊异。他的手指都快戳到窗户纸时，我才看见纸窟窿里真有一只转动的眼睛，昏暗摇曳的油灯下还真有点恐怖。附近的同学早聚过来了，炸锅了。“呃呵！”那眼睛突然咳了一声，同桌像触电似地缩回了手。谁都听得出那是查老师的声音！各同学迅雷不及掩耳地回到座位正襟危坐，忐忑等待一场暴风雨来临。查老师慢悠悠踱进来，仿佛有意要煎熬他的这些毛孩们。可他就那么悠哉地转了一圈后，走了。预想的“灾难”没有降临，居然都有点失望。那个晚自习出奇地安静。
宽容和纵容不是一回事。纵容可能是一种贻害，宽容却绝对是一种教育，柔暖的教育。查老师对我的宽容我想就是这样。那时的我有点顽劣，查老师让背《愚公移山》，我置若罔闻，不当回事，照常地天马行空心鹜八极，以为他会和齐宣王似的来个大合唱了之，想不到那次他来真格的，让我们一个一个在他面前背诵。我无法滥竽充数，结结巴巴半天也就徘徊在那几句，查老师亦未给半个字的提示，最后我干脆勇敢地保持了沉默。他决定惩罚恶劣者以敬效尤。方式就是早上放学后留下站墙根。我的“难友”是永远擦不净鼻涕说话大舌头的男同学。同学都走了，就我和他在安静的校园里享受着将近正午的阳光。我昨晚吞进肚里的那点红薯稀饭早在前半夜化成了一泡尿，此时已是前心贴后背饿得靠着墙都在眩晕。旁边的“难友”也在不停地吸着鼻涕，都不用手揩了。查老师挂上铁水桶，咯吱咯吱地担水去了。“我们跑吧！”我建议。“搞不得吧？我不敢！”老实的大舌头用手袖擦着鼻子自惊自诧直摇头。“你不跑我跑。”我当机立断，逃之夭夭，溜之大吉。
下午上课的路上，我一路预想着可能的结果。可后来的事实没我想像的那么糟。查老师只是在上课前对着全班人泛泛地说：“有的同学，竟然不做作业！看来我是教不了了。以后也不用做作业了，交了我也不给改！就好好玩你的吧。”语调平缓，没有暴烈，没有谩骂，反而透着些无奈和伤感。我当然得厚着脸皮继续坐在他的教室里，继续做他布置的所有作业，而且比以前还做得认真。他呢，也照样认真批阅，红勾勾红叉叉，该优的优，该良的良，仿佛我们之间从未发生过什么。
或许是为了回报查老师的宽容，那学期我的成绩一下子冒了上去，名列前茅。而且居然有同学提名我当“三好学生”。可也有人提校长的儿子。班上的名额就只一个，我想这劳什子的三好肯定跟我无缘，因为校长的公子也确实不错，可谓品学兼优。但查老师及时发表意见：“×××（我的大名）同学的学习进步很快，而且各方面表现都很好，大家应该以他为榜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结果黑板上我的名字一路荣居榜首。传闻查老师课后还与校长争得脸红脖子粗，这才为我挣了一张我学生生涯中为数不多的三好学生奖状。这奖状，父亲把它贴在客房墙上最显眼的地方，直到被无数人或赞赏或羡慕或嫉妒的目光生生风化。
我上初中的那一年，查老师便调走了，调到很远的地方，从此多年未见。只到十多年后在街上匆匆地偶遇过一次。他老了，俨然是个农村老头。虽然青布鞋上看不见向外张望的脚趾头，可中山装不再那么干净整洁，绿军帽的帽沿也耷拉下来了，像跟着主人一齐老了。我叫他，他居然想了半天想也不起我是谁，尴尬之后便木然了。
他不记得我，我却记住了他——这个半是农民半是师的老师。也许在作为一个老师的他看来，没有哪个学生是特别的，抑或是每个学生都很特别，所做的，只是他所该做，所以记不住也无需去记住谁。但于我而言，虽无法细数哪些是他给的，却可以肯定他给过我一些东西。如果我心里有一潭小小的智识的浅湾，其中的一滴一定是查老师温润出来的。如果我这一路是赛道上的长跑，不管跑得如何，那起跑线上“预备跑”的号令就是查老师给我发出的。他的宽宥、他的容忍、他农民式略显粗糙的关怀，无疑是对我的一种尊重、温暖和维护，这比塞给我一些所谓的知识要有意义得多。但作为一个学生，我对他这个老师所能做的，也就是偶尔地想念，然后最终形成这篇不伦不类无关痛痒的日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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