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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公移山》的故事我们人人皆知，《二郎赶太阳》的故事还不是家喻户晓。相传，古代天上有七个太阳，晒得人受不了。有个叫二郎的小伙子用一根扁担挑了两座山，将六个太阳一个个抓住压在了他挑的两座山下，剩下的一个太阳只好乖乖地早出晚归正常工作。
愚公的子孙走的也不全是一马平川，二郎的后人也不可能只享受阳光的温暖。崎岖不平的山路，贫瘠无望的土地让一群群年轻人离开了她的怀抱。但一亩三分地有多大有多长，她能让子孙的根扎多深，孩子们能否将根拔起走出这一亩三分地呢？
动笔之前，我将沟沟坎坎、山山坡坡、曲曲折折的不规则土地放在一边，以方方正正的一块土地做依据，按秧苗行距为二十厘米估算，将一亩三分地拉长，即一亩三分地的长度是四千五百米。每一个农村人在将希望的种子播进土壤的同时，必须用汗水一遍遍地浇灌。最易管理的庄稼也需要用犁犁一遍、播一遍、墩一遍、锄三遍、收一遍。即最省事的粮食也需要在这一亩三分地里走完三万两千米的距离，即三十二公里的长度。其中不算打药除虫所走的距离，浇地施肥所走的距离，不算每颗秧苗打蘖整枝所走的距离，也没算采摘时在地里一遍又一遍所走的距离。说起距离很容易使人想到速度，将半年铺开覆盖在这一亩三分地上，它的速度是多少？我也无法估算，我想这比蜗牛爬行还要慢吧。
播种的季节是忙人的季节，农民放在嘴边的话是：种不种在人，收不收在天。不管将来是否能有收获，种子必须抢时间播下去，毕竟季节不等人。锄地的季节是忙人的季节，种而不锄等于白种，草会将所有的阳光和水分抢光，把苗吃掉，把农民的希望吃掉。收割的季节也是忙人的季节，用农民的话说：一碗饭到嘴边了，说什么也不能把它丢掉。在诸多的忙人季节里，农民怎么可能有闲人呢？用句传下来的话说：上至哼哼，下至能能，都要到地里去。即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到刚会走路的孩子都要到地里干活，不会走路的孩子，以前大人们都是用一根绳子拴住孩子的腰，把他系在窗棂或床头上，整天任由他玩、哭、屙、尿在这以绳子的长度为半径的圆圈内。“孩子哭大，葫芦吊大”这是农村人的口头禅，没人心疼，也顾不上心疼。
播种和收割的季节没壮劳力不行，那种肩挑背扛的活计是孩子和老人无法胜任的。曲折盘旋的田地将所有的机械化拒之门外。深山野沟，自古常有，再有本事的人也无法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夷为平川。
深山野沟练就了男人一副过硬的身板，一代一代的农民在从先辈手中接过扁担镰刀的同时，也接过了一个个在他们身边飘荡过鲜活的人物灵性。
从前，刘窑有个叫刘贝匆的年轻人，力大无比，健步如飞。当时烧煤需要到几十公里外的紫山上用牲口去拉。刘贝匆这个年轻人却用两只盛水的大缸去挑煤。煤主很吃惊，就说：“你要是能把这两缸煤从山上挑到山下不歇脚，这两缸煤我不收钱。”为了打赌，煤主将两缸煤踩了再踩，装了再装。刘贝匆二话不说，挑起装满煤的大缸就走。煤主和一群看热闹的人跟在后边。那时的人为了省钱，天不冷是不不会穿鞋的。光脚的刘贝匆在布满碎石的山岗上健步如飞，突然一个蒺藜扎到脚上，煤主心说：这回该放挑子了吧。哪知刘贝匆挑着担子，抬起那只扎蒺藜的脚，一手扶挑子，一手迅速将蒺藜拔出来，不停脚地挑着担子下山走了。我想象着，刘贝匆是不是二郎转世，他的两只大缸里面是否有六个被征服的太阳。
出了刘贝匆，以后的农民没有被重活累活压倒过。遍布大小城市，搬运、装卸、肩挑、背扛、负重前行的都是来自农村的农民工。当年上山下乡的城里人，占着农民认为最好的房子，吃着农民认为最好的食物，干着农民认为最轻巧的活计。转回头，城里人普遍认为那是一段蹉跎岁月。进城打工的农民，何时才能占着城里人认为最好的房子，吃着城里人认为最好的食物，干着城里人认为最轻巧的活计，转回头，农民还普遍认为那是一段蹉跎岁月呢？
锄草的季节是人与自然较劲的季节，较劲的季节可以让老人、妇女和孩子顶上去，男劳力、壮劳力犯不上与草干耗。他们得出外打工挣钱，因为贫瘠的一亩三分地撑不起一家人的需求。任何一家农户，在经历了任意一次耗财的盖房、娶媳妇、看病、上大学的洗劫之后，有90%的农户会负债累累，8%的农户会花光所有积蓄而不负债，只有2%的农户会有所剩余。贫穷农民的一生必定会摊上四大耗财之一或之二。所以农民的一生也是负债的一生，也是借债还债的一生。他们为自己写了副对联自嘲：拆东墙补西墙，窟窿还在；借新帐还旧帐，账账不清。
小苗出土的季节，我锄过一亩三分地。这个季节，太阳离我们最近，它的过分关爱使我们不得不躲着它走。
清晨顶着星星，带着干粮和水到地里一寸一寸地蹁地。因为太阳吸干了地里的水分，刚出土的小苗都像一个个柔弱的线头嵌在干硬的土地里，稍一用劲，龟裂的土皮就会连同小苗一起松动。松动的土皮仍旧是土皮，而松动的小苗就什么也不是了。所以农村人就自制一寸宽的小锄头，有长把的，有短把的。年轻人可以弓着腰蹁，年老的可以搬个小凳子用小锄蹁，年小的可以蹲着蹁。任何时候，草都比苗的生命力旺盛。当我一寸一寸将这块地蹁完，也就是几天以后了。回头一看，绿油油的小草又给我咧着嘴笑了。重新锄过，连同小苗根部的草，一个不剩全部清理。这个夏天，我算给这块地耗上了，不过它不是一亩三分，而是七分地。重新薅草的过程就是从头上抓虱子的过程，我决定一个不漏，从头到尾梳理一遍。当我腰酸背痛、头昏眼花、焦渴难耐时，回头再看看自己的成果，小草就像变戏法似的，在小苗的根部，在连着一根筋毛的土块上，小草忽忽悠悠地就绿了一大片。我气馁，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瘫在地上。一位老妪路过我的地边，笑着说：“使草鸡了吧？（甘拜下风的意思），给你说，你锄地的时候别往后看，只往前锄。锄完一遍以后，就接着再锄一遍。你还不能停，你一停，后边的草会缠住你的脚脖子。你和草较劲，你较不过它。”她指着锄掉的杏仁菜说：“这种草锄掉后在太阳底下晒三天也不会死，除非你把它拾起扔到马路上轧。”她又指着锄掉的扎地蔓草说：“这种草，你把它腰断三截它也不会死，每一截都会长成一棵粪筐大的草。”我着急的说：“那该怎么办呢？”“别管怎么办，你该锄就锄，它愿长就长，以后苗长高了，草就胁不住苗了，荒收荒收，没有草的地是不可能的。”
由此我想到了农民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韧性和耐劲。在受到不公正待遇和接受不平等条件时，为什么能默默忍受。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走上了出外打工的艰难旅程。他们不是剩余的农民，他们是想改变自己命运和家庭生活的农民，他们的离乡使在家的务农者丈量的不仅仅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很可能是两个三个，也可能是四个五个一亩三分地，他们在这一亩三分地上所徘徊的路程不仅仅是一年一个六十四公里，而是两个三个，或者四个五个六十四公里。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那是诗人在显微镜下看到的这粒粟的细胞。事实上，春种一粒粟，秋能收几颗籽还是个未知数。遇上旱灾、洪灾，急死你也会颗粒不收。但是只要有点收获，那就得倾巢出动。在外务工的人能回来都要尽力回来，实在抽不开身的也得想方设法托人把庄稼收回来。
我看到过在河北邯郸钢铁总厂打工的一个外工队长在农忙收割时节向邯钢劳务处递交的一份保勤措施，内容是这样的：为了使庄稼能收回来而同时又不影响工作，第一，采取互替的方法，即轮流替班。第二，互换，即亲戚朋友换下在岗的人员，收完庄稼后再将他们换回来。第三，出钱雇人回家收割，同时还建立了奖罚制度等等。很多时候，受到庄稼折成人民币算起来还不如这几天上班的工钱，但收获的季节必须颗粒归仓，这是一代代农民对土地的回报，也是农民对土地抹不去的一段情结。
打工的农民走不远，他有一亩三分地牵着他的心。不打工的农民又无法生存，因为贫瘠的一亩三分地实在支撑不起一个人越来越多的物质生活。想离开她又舍不下她的就是这一亩三分地养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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