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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站在这栋大厦十五楼我的公司办公室窗口向下俯瞰广州夜景时,想起四年前的一个夜晚,我也是这么站着,思考着明天将要决定我命运的那一场促销活动!当时我突然有种想往下跳的冲动——或许跳下去也就一了百了?也就不用再为明天的活动经费和货款发愁,不用再为既将要缴付的工商税务房租水电以及那一笔数额不小的员工工资发愁?要知道,当时我的口袋里加上公司账户上所有的钱只剩下八百块,也就仅仅只够付明天活动中租车这一项的费用而已,而其他的经费是否有着落,就要看明天促销活动的成败了!成功了,就使得我的公司不用倒闭关门,我也不用负债累累地重新再去打工,可以继续将公司经营下去占据市场一席之地,失败了,则后果可想而知。当然对于从小就认为每一个生命都无比珍贵而且非常贪生怕死的我来说,动这样冲动的念头充其量也不过是在脑海中偶尔一闪而已,不可能留下什么真格的痕迹。但是也就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深深体会到了开公司做老板所要面对的巨大压力,那是我前面将近十年的打工生涯所绝对体会不到的!奇特的是,也是在那同一时刻,我理解了物极必反的辩证原理:我不但没有跳下去,而且在那一刻,收敛起三十年来我暴跳浮躁的个性,我的精神状态变得对生活前所未有地平和从容起来……

  十三年前,22岁的我响应当时百万大军南下的风潮,孤身一人来到了广东。当时使我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非常简单——我没有考上大学。而做这个决定的过程对于我来说则非常艰难!

  从小到大我都是围绕在父母身边的乖乖女,别说到千里之外去,就是行开父母十里的机会都没有。没有考上大学虽然让我母亲痛心疾首,不过她还是宁愿我在故乡那个南方小城镇上闲居在她身边,就是让我在家吃闲饭她也不愿放我远行,一则是舍不得,二则是不放心,三则她不相信身娇体弱在她看来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连简单的家务活都做不好的这个她的独生女老闺女能闯出什么名堂来?

  高中毕业后整整三年,我就这么呆在家里吃干饭。当然,说是闲居并不完全正确,因为这三年中我除了偶尔到哥哥开的小商店去帮帮忙以外,还要不断地在母亲的逼迫下参加各种各样的招工招干考试,其中不例外地包括每年一度的高考。很对不起她老人家,我这个小时候所有大人老师都宠爱的各方面的尖子生应了那句老话:女孩子的成绩是小学尖尖,中学一般,高中零蛋——我所有应试教育中的聪慧只发挥到我初中毕业考上县重点高中为止。高中时看着那些从各个乡镇考上来的尖子生的学习精神我不寒而栗并自惭形秽,成绩一直在全班倒数一二名中徘徊。事实显示我倒并不是聪明不够,而是用我老娘的话说是聪明没用对地方——从小学三年级起,我就酷爱读书,令人遗憾的是虽然我随时会抓起能拿到手边的任何一本书如饥似渴地阅读,但这些书本中唯独不包括我所有的学校课本(语文课本和历史课本除外,我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已经把我所能看到的包括高中三年级的语文和历史课本通通读完了二至三遍)。既然对课本做不到像对其他课外书一样如饥似渴,那么在这三年中的每一次考试都以我的名落孙山结束当然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我指的是我自已腹诽中的意料,显然并不包括我老妈的)。老妈一直自欺欺人地对我“贼”心不死,希望就算我是只不可救药的瞎猫也许哪天老天有眼就能碰上只“死耗子”——考上个行政事业单位,哪怕是个国企也将就。因此为了稍稍宽慰一下我伟大母亲的老怀,也为了让她那紧箍咒一样让我头痛不已的唠叨声偶尔能减少一下句数和次数,我只好每一次落榜后都在她面前装出一副痛定思痛继而雄心万丈再继而埋头苦读的样子准备下一次的招工或招干考试,这样的恶性循环一直延续到我这只“瞎猫”终于有一天似乎真碰上了一只“死耗子”为止——我在一次母亲单位系统内部的招生考试中考上了本系统的一所中专技校。我用了“似乎”这个字眼是因为最后证明这只是命运跟我和母亲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我的分数是上线了,但是最后以某个莫须有的理由被某个有门有路的人拿走了我的名额。经过这一次由期望到狂喜再到狂怒的心理历程,我终于忍无可忍不愿再忍,决定南下加入打工大潮,用自已真实的能力为自已拼搏出一席之地!

  我立刻提笔给我哥哥一位在广东珠海打工据说混得不错的女同学写信,信中极尽所能诉说了我现在苦过黄莲一样的生活,问她觉得我可不可以像她一样南下去打工。这封信其实意在试探,虽然我头脑那时候已经开始发热。但小心谨慎的性格和我一惯有的冷静理性让我明白我过去后最先要解决的问题是需要有一个落脚之地。我认为如果她回信表示赞同,那么在我过珠海后就不好意思不帮我解决一下临时落脚的问题了。不久,狡滑的她回给我一封信,信上只写了一句话:有胆量,你就出来!这句话看得我热血沸腾,顾不上体察话中的深切含义,立刻开始着手我的南下计划。

  但是这个计划一开始就遭遇到我父母的激烈反对,理由是就凭我这从小娇生惯养的身子,就凭我这只有高中毕业的文凭,到了广东能干什么?能混成什么样?这都是他们完全可以预见到的!他们可以肯定,等待我的将是独在异乡语言不通走投无路的可悲下场!

  不仅仅是父母,我哥哥及周围的朋友都一再劝阻我道:“你从小到大,什么时候单独一个人出过门?就算过年下个乡去走走亲戚,还都是父母至少是你哥哥带着跟着照顾着才行。现在你一个人就想到千里之外去闯荡?这想法也太不现实了吧?”

  说所有的人对我此举都投反对票倒也不尽然,至少住在我家隔壁的那个从小就崇拜我崇拜到五体投地的芳芳对我表示了举双手支持——她一直坚信以我的能力和学识,一定会混得比较好!至少会比现在过得好!当然,鉴于我们一起长大的过程中她亲眼目睹的我在家里的千金大小姐作风,她也只敢保守地用“比较好”这个词来形容我既将拥有的生活。

  我没有听任何人的劝阻,执意默默地,也是秘密地进行着我的计划。首先,我哥哥的那个女同学打工的城市是广东珠海,去珠海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办理过关通行证。我找到一个父亲在公安局工作的同学,她轻而易举地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其次比较难办的是盘缠——因为我一直没有正式的工作,经济上没有任何来源。父母亲根本不同意我南下,所以从他们那里我是肯定拿不到资助我此行的费用。不仅如此,我弄这笔钱的过程还要对他们绝对保密,否则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来阻止我弄到钱。

  芳芳倒是工作了几年,但她的工资一直如数上缴家里,每个月只能从她母亲那里领出根本不够她花费的少量零用钱。所以她也只能在精神上支持我而无法给予我物质上的实质帮助。

  在把我能向她开口借钱的人员仔细筛选了一遍后,我找到我的高中同学也是好朋友吕兰,其时她刚参加工作不久。我先套问了一下她的工资下落,得知她的工资一直由自已掌握后我几乎欣喜若狂,马上告诉她我准备南下珠海的计划并向她提出借钱以成全我此行。兴致勃勃地刚向我炫耀完已经存了不少嫁妆的她听到我要向她借钱,目瞪口呆地怔住了,这才反应过来是上了我的圈套。不过她也不好再骗我说没有,只好问我要借多少?我问她存了多少嫁妆了?她说存了四佰块的定期。我不好意思全借过来,心里琢磨着好歹给人留点,就说要借三百,她无奈地拿着身份证去银行取了出来交给了我。加上我当年存的压岁钱,一共将近四佰块钱。这样除去路费大概要花一百块钱,到了珠海我身上还能剩三百块左右,差不多够对付一阵子了。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怎么跟我父母亲摊牌?

  正好芳芳的二哥在前两年被他父母亲送到广州去读书,五一节的时候回来休假。我叫芳芳跟她哥哥说好我跟他一起坐火车到广州去,路上做个伴。她哥哥答应了。

  因为火车必需要到省城去坐,所以我们提前买了从县城到省城的船票。到了上船的前一天晚上,我看实在是拖不下去不说不行了,这才鼓足了勇气对母亲说:“妈,我明天到广东去。”

  母亲正在做饭,漫不经心地听了我的话,以为就像我以前无数次跟她提过的建议一样,这次也还只是我的一个想法和规划。懒得再跟我理论费唇舌,对着我赌气说:“去啊,去啊,有本事你就去啊?”

  我笑笑说:“我真的是要走了。你看,船票都买好了,明天早上六点的船。”

  说完这句话,我知道一场必然降临的风暴就要来到,所以赶紧先溜回房间收拾行李去了,留母亲一个人被这句话轰得呆怔在那里。她呆站了一会才反应过来意识到需要赶快采取措施阻止我,于是把手中的铲子一扔,急忙跑到我家隔壁的公司大院里,找到正跟人吹侃聊的热火朝天的我的父亲,把我要走的事情哽着嗓子跟他说了。我父亲当时脸就绿了,跟着我母亲连蹦带跳地跑回家,见我关着房门自顾自地在屋里慢条斯理地收拾行李,父亲跳着脚在房门外就骂开了。

  至于骂的内容无非就是我不知道天高地厚,不识好歹,也不看看自已的德性,就想出去闯天下这之类的话。中间还老生常谈地举了一些道听途说的某某出去后多累多苦多惨多没有赚到钱还被人坑蒙拐卖了的例子,把广东简直形容成了龙潭虎穴,比龙潭虎穴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母亲则在一旁声泪俱下软硬兼施的助威,时不时还不忘在父亲所列举的案例中添点油加点醋什么的。最后,二老看我一直毫无反应,一改平时他们骂我的时候跟他们递一句还十句比音量分贝的作风,估计我确实已心如磐石,这件事是彻底无法挽回了。

  感受到我的去志之坚后,两人开始小声地嘀咕商议,开起了紧急碰头会。也许是商议来商议去实在没什么办法可想,过了一会,母亲和悦地敲开我的门,带着妥协的意味问我:“你一个人去还是有人跟你一起去?”

  我一听话风有转机,立刻心生一计,骗她说:“不是一个人,芳芳跟我一起去。”

  “不可能,芳芳有工作,她妈妈能同意她跟你一起去?”如我所料,母亲根本不信。

  “她爸爸是县长,她在单位请了两个月假,谁敢不批啊?她只去两个月,然后回来。我要是到时候还没有找到工作站住脚,就会跟她一起回来。而且这次去她哥哥也跟我们一起坐火车,路上彼此都有照应的。到了珠海,哥哥的同学答应了会照顾我,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跟着我那个头脑滑溜的哥哥一起长大的最大好处就是从小练就了我极快的反应能力,编这样“善意”的谎言对我来说只需要眼珠转动的十分之一时间,而且随口而出时听起来保证圆满真实。

  听我这么说了,母亲才开始相信了,脸色也稍微缓和了一些。只好无奈地又去做饭了。我马上跑到芳芳家把我撒的谎告诉了她,让她一定要帮我圆。她本来就想去省城送我,听完后立刻答应明天跟我一起坐船去省城,让我妈妈以为她真的是跟我一起去珠海,在省城把我送上火车后她再回来。后来因为当年帮我圆这个谎,母亲暗地里责怪了芳芳很久,相反,我则感谢了她很久,一直到今天!

  第二天早上四点多我就起床了,其实我几乎是通宵未眠——这也难怪,虽然前途未卜,但毕竟这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出远门,情绪兴奋激动是一定的。

  我起床的时候父母亲也都起床了。母亲红着眼睛过来塞了五十块钱给我,一句话没说又回她房间坐在床头发呆去了。父亲沉着脸把我送到码头,一路上我们都僵持着不说话。二十多年的军旅生涯把父亲的性格磨砺的极其暴躁,但他对我从小就宠溺非常。虽然动不动就会用军用皮带招呼哥哥,对我,父亲却是轻易不动一根手指头的。说真的,不太懂得表达感情的我此时还真不知道该对父亲说些什么临别的话安慰他才好。

  到了码头我直接默默地上了船。当船快要开动时,我看见母亲还是忍不住从家里一直跑到码头上来了。她哭着想上船来把我拉下去,父亲急忙一把拉住她劝道:“你就别伤心了。你放心吧,只当她出去旅游了一趟,我保证她过不了两天就会想回来的,你女儿你还不知道?她不可能吃得了那个苦!”

  我在心里默默地对父亲说:“爸,虽然你生我养我,但你实在是太不了解你这个女儿了!尤其是不了解你女儿极其固执的个性!除非我能衣锦还乡,否则,我是不会回来的!”

  船到了省城后,我跟芳芳以及她哥哥到她姑姑家去暂时住下来,她哥哥放下行李就去买我和他的到广州的火车票,我则拉着芳芳去找在省城一所重点大学读书的我哥哥的同学秋子玩。

  秋子是追了我四年的我哥哥最好的朋友之一。他第一次看见我的时候是在我读高一的一个夏天的傍晚。

  我们那个小县城坐落在我国最大的淡水湖边,从我家到湖边只有五分钟的路程。从初中的时候起,我就养成了每天黄昏到湖边散步的习惯。夕阳中我手里拿着一卷书,随意地在湖边漫步。走累了就坐在湖边的某块石头上坐下来阅读,一直到夜幕渐沉字迹模糊看不清了,才起身回家。这是我那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

  那天秋子正好在湖边一块石头上坐着沉思——因为他马上要高考了,正在思索自已的高考志愿。一抬头正好看见一身白衣素裙的我长发飘飘目光懒散地漫步走过,他后来对我说他当时看见我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在心里暗叫了一句:“妈的,上天造人时也太没有准头了吧?真不公平!怎么可以把有的人造的那么粗糙而又把有的人造的如此地清灵精致?”

  至此以后,在他梦中就常常出现我白衣飘飘的影子。直到有一天他到他的一个同学也就是我哥哥家里来玩,发现给他们开门的竟然是那次惊鸿一瞥时让他惊为天人的我!惊喜之下他开始居心叵测地接近笼络我哥哥,两人一拍既合,很快臭味相投的成了最好的朋友。不过令他遗憾的是我对他还是一直不假以词色。

  我在学校里有个“林妹妹”的外号,这个外号的涵义覆盖的不仅仅是我发表在校黑板报上的那几首小诗填的那几阙小词,更代表着我在众人眼中孤高自许目无下尘的个性。所以虽然秋子跟我哥哥是好朋友,但我对他和对待我哥哥其他的同学一样,几乎不给他们任何和我对话的机会。一直到他考上省城的重点大学之前,我们之间的对话内容都是仅限于下面这样的几句:“你好,你哥哥在家吗?”“不在,他出去了。”或者,“在,在那边他自已的房间里。”

  在去省城上大学的第一个月后,也许是自认为考上了重点大学总算是有了追求我这个小县城高中生的资格和资本,秋子开始大着胆子给我写信。他的字写得很不错,有点像瘦金体,信的内容也写得文采飞杨。据说他当时是他们大学文宣部的部长。如果换一个女孩子,他这样的攻势加背景应该很快就手到擒来了。可惜,他碰到的是心如坚铁的我!当然,看在他是我哥哥的好朋友且信写的很有文采份上,我对他还算是客气。一般在他写了三四封信的时候我会回一封,虽然回信的字数绝不会超过他来信的五分之一,信中的语气也很冷淡。但他似乎看到了希望,不但契而不舍而且来信的次数更加频繁。我只好一再明示加暗示地告诉他:如果我对某人的感情一开始说的是“对不起”这三个字,那么不管经过多长时间,他经过了怎样的努力,我最终将对他说的,也一定会是这三个字:“对不起”!

  可秋子就是不信邪,除了固定每隔二天给我来一封信,年节和我的生日他还会送上一份精致的必定是我非常喜欢的小礼物和他亲手制作的贺卡(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早就从他有力的情报来源——我哥哥那里打听的一清二楚)。这种情形他居然一直坚持了四年。

  其实秋子并不知道,虽然我自始自终没有接受过他,但他始终无怨无悔单纯而纯洁的付出其实一直在潜移默化地感动着我。因为小时候一段沉重的经历,曾经使我一度偏执地将男人都定位为彻头彻尾用下半身思考的动物,而且认为他们在这种思考的过程中怎么肮脏卑鄙怎么来。但秋子是第一个动摇了我这种想法的人。所以他的出现对我后来无论是事业上还是感情上的影响其实都是相当深远的!

  当我登上火车,挥手跟泪眼婆娑的芳芳和秋子告别的时候,我才确定我终于离开了我的家,我的亲人,我的故土。但此时的我并没有感到乡愁,因为前面的路对我来说实在是太渺芒,渺茫到我所有的脑细胞都被对未来的规划和不可知塞得满满的,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再去盛装什么乡愁。

  那一次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火车上“坐”那么久。从那一次以后,我不管是出差还是回家探亲必需要乘坐火车时从来都只买卧铺,最不济也要买到硬卧,否则我宁肯改变计划不上那趟车。同时也因为那次“坐”火车的经历,使我意识到我们国家已经被太众多的人口拥挤成了怎样的现状,以至于让我对我们国家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开始从心底里产生了彻底的拥护和爱戴!——二十多个小时中我没有上过一次厕所,并不是我没有这方面的生理需要,而是因为从我的座位走到厕所的艰难程度决不亚于当年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每次当我的“需要”使我忍无可忍时看看这一路的“艰难险阻”我只好又重新再忍。何况就算我能爬山涉水地“走”到厕所也没有用,因为厕所里照样也挤满了人,就连那小小的“蹲位”上都至少叠着脚站了二三个人。厕所早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包厢”而失去了它原有的功能。

  二十多个小时以后火车终于停靠在广州火车站。出站后芳芳他哥哥帮我拦了一辆去珠海的中巴,并用粤语跟司机帮我把车票价钱砍到了最低,算是完成了他妹妹交托给他的任务,急急忙忙赶回了学校。而我在又摇晃了五个多小时以后孤身一人来到了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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