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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水库工地回来，我就留在家里专心复习功课。自以为有这样一段“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劳动表现，政治条件可以合格了。工地指挥部也特地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证明我在那里劳动表现不错。这是一封我付出四个月的汗水才换来的《介绍信》，我满以为是个很有份量的政治筹码，几乎寄托着全部的希望。
1959年，政治不但已经深入到生活的各个角落，而且高潮叠起，又一场“插红旗、拔白旗”，“反右倾，鼓干劲”的运动，使一些人遭了殃，也让那些敢于说大话、假话、空话的好汉，有了用武之地。学校里政治更显得是主课，政治条件不够格，学生高考成绩再好，也甭想被录取。可是我又一次过于天真地估计了自己的“政治条件”，当然这绝不是我的错。
七月份我如愿第三次参加高考，我觉得比去年更有把握，答题更成熟，成绩肯定还要好。我又满怀希望等待着。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天叔叔告诉我，派出所里的人正在调查我与国外通信搞集邮的事，而且说得格外严重。我一下子惊呆了。
说到集邮，当我还在读小学的时候就有兴趣，不过那时纯粹是为了好奇、好玩，没有目标。就象小孩子玩具箱里保存的各种图片、矿石、小贝壳一样，只希望在数量上品种上超过别的小朋友，凡是“不一样”的，即使薄底缺齿，已是废品的邮票，一概兼收并存，一点不加选择，也一点不懂欣赏。后来叔叔考上大学后，把他的邮集送给我，我才开始真正的集邮。到了上中学时，结交了一位老集邮家，在他的指引下，邮识不断丰富，学会如何从天安门普票上的云彩去分辨不同版式，知道“原版”和“再版”的区别。同时通过不断跟同学交换，跟外地邮友通信联络，包括报刊杂志上刊登的一些外国邮友。我的邮票因此“突飞猛进”，有了可观的数量。
因为集邮占去我青少年时代不少光阴，颇受家里人的反对，担心影响我的学习。我还引经据典进行反驳：恩格斯在1863年4月21日给马克斯的信中还写到，“因此现在把信结束并随信寄点邮票给杜西卡（马克斯的女儿），附寄邮票有很多是双份的，复品可以用来和别人交换。意大利和瑞士的邮票以及德国的某些邮票我都可以送给较多的数量。”可见革命导师还帮人集邮呢！巴甫洛夫也说过：“一个脑力劳动者应该培养一种爱好收集的习惯，籍以转换他的注意力，从而使他的神经系统得到休息。”
“落取”后太无聊，一段时间我更是如醉如痴一门心思放在搜集邮票中，以此消磨时光，排除烦恼。最盛时几乎每天都有邮件，有时一天可达七、八封。但是除了彼此交换邮票，并没有任何越轨行为。早些时候我也发现邮件常常被拆开重封，特别是从国外寄来的，更有这种痕迹。有人也问过我为何有这么多信件，因为在这个小县城里，象这样的事并不多。别人喜欢好奇，我并不介意，自以为集邮是正当的娱乐，国家有集邮公司，出版《集邮》杂志，我没有做违法的事，怕什么？想不到，麻烦的事果真来了，我不明白公安局为何要调查？叔叔听说是因为我寄报纸给香港邮友。
我记起来，那是1958年9月，也是我最热心集邮的时候。我从杂志上的“集邮者信箱”中找到一位香港邮友的地址，按他的要求寄了些火花跟他交换邮票。来信中对方自称是一位离开家乡多年的华侨，想看看祖国的报纸，希望我寄一些给他，他可以用邮票答谢。这事本来我并不乐意，我没有订报纸，也没有多余的钱去买报纸，寄报纸。但想到一位远离家乡的华侨，渴望看到祖国的报纸，了解家乡的变化，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再说报纸本身就是宣传用的，要给人看的，做点好事是应该的，政府对华侨又是那么关心爱护。但寄整张报纸不方便，我特地从别人的旧报纸中，挑选有关华侨投资祖国建设和侨乡新面貌等内容，剪了三小张夹在信封里寄去。过了不久，我也从《集邮》杂志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是在香港的国民党特务，借交换邮票搜集国内的报纸，请集邮者提高警惕。想到自己遇到的事，虽不明白对方要报纸干什么，出于谨慎，我又写信给“集邮”杂志询问有关情况，同时断绝了跟对方的联系，这就是全部的经过。当然，如果对方真是特务，我又如何洗得清？
也许自从“整团”以来，我的心就非常脆弱，“开除”的阴影时时伴随着我，总怕人家知道我是犯过错误的，担心别人另眼看待，精神上老是背着沉重的包袱。经叔叔这么一说，我难免有些恐慌。有的说是“做贼心虚”，可是我不做贼也一样心虚，甚至有点恐惧，似乎随时有被捕的可能。到街上去觉得背后有人在跟踪盯哨，在家里又害怕有不速之客来临，带一只手表也担心别人怀疑它是照象机，街政府曾组织干部参观家乡机场，我也不敢去，怕引来不必要的怀疑。也许真的是惊险小说看多了，终日惴惴不安，疑神疑鬼，几乎要失去理智。
事实上，即使是一件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无中生有的事，只要是有人怀疑和不信任，都可能引起十分的不安，尤其是对一个挨过“整”的青年，更是如此。也许生活中怀疑和误会时会发生，比如有一次我到影院看电影，举手看看手表，放下来不小心碰到旁边一位同志的衣袋，他立即警惕地摸了摸自己的口袋，还轻蔑地朝我一笑，似乎要说：“你想偷东西！”可是搞到政治上也产生怀疑和误会，就不是一件简单和轻松的事了。
我决定主动找公安派出所里的人解释这件事。可是心里慌慌的，还没开口就担心他们不相信我的话，会认为我是一个被开除团籍又大学“落取”的人，对现实肯定不满，因此有走上犯罪的可能。结果说得不三不四，语无伦次，更加引起他们的猜疑。所长最后要我写一份详细的书面材料。我懊丧万分，知道考大学又泡汤了。
恢心之至，我决心到边疆去，听说那里正需要人。还没有等到大学发榜，我就写信给新疆和青海省委办公厅，要求去他们那里参加开发边疆的建设。我想到一个新的地方去重新做人，只要不再对我提起“过去”，我会干得很出色，只要信任我，什么苦我都能吃。可是后来那边回信说：“必须是有组织有计划地由当地政府安排去那里。”我只得失望地呆在家里，又过着那种空虚无聊的生活，同时还蒙上一层浓浓的恐怖阴影。
（2）
放暑假了，老同学从外地回来了，他们不忘旧情，经常来家里找我，安慰我，也给我带来大学里的生活，他乡的风光。那赞美声，那幸福后的回味，令人神往、忌妒。我常常听着，想着，极力装得无所谓。有时也远远躲开，我知道已经和他们不是一路人，只能在自己的生活中去寻找该做的事。
我再一次找街道党支书谈心，坦白告诉他，我已经无法忍受这种快让人窒息的生活。支书倒很热情，打消我不少思想顾虑，教我如何适应社会的要求，说政治只是一种手段，从来不讲仁慈，不讲信用，只有欺诈和相互利用。有些事不一定要向上讲，有时反而纠缠不清。
支书这种坦率的态度令我惊讶，也大长了见识。尽管我觉得不象是纯洁的东西，现实的确如此，要善于见风转舵，观颜察色，顺应潮流，不管这潮流是否正确。他甚至举了不少实例，要我学乖巧一点，不要太老实。应该说支书是出于对我的爱护和信任，才这样对我说。当时我一方面恍然大悟，一方面却越发糊涂，在心里对支书由原来的敬畏、崇拜，转为对他的蔑视和虚伪。
支书倒是很乐意交给我一些工作，我又继续在街委会干起来了，后来街政府里有许多工作都落到我身上。我曾经独当一面带领居民去抗洪抢险，到乡下征购粮食，也曾独自召开群众大会，布置中心任务。支书对我的工作十分满意，连公社党委书记也很赏识我的工作表现，下到街道来就亲切地叫我“小何”。
1959年12月，惠女水库渠道工程要开工了。公社党委决定调我去渠道工地指挥部当干部，任中队材料员，负责劳动工具的领取、分配和保管，每月有一定的生活补贴。接到通知，第二天我就走马上任，去渠道工地报道。中队部由五人组成：指导员，正副中队长，施工员和我。
指导员是位“土改”干部，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曾任农村大队的党支书，听说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点名批判”。为此他十分想不通，经常在闲谈中说：“一个大队一年缴多少公粮，征购多少粮食，分给社员多少口粮，都是有案可查的，合起来一年多少产量也是明摆着。可是敢说假话，吹牛皮的受到表扬，实事求是汇报产量倒变成‘右倾’。”看他始终老实的样子，我们都很同情他。也许诚实的人生长在虚假的年代，诚实的人就注定要倒霉。他经常关心和爱护我，协助我工作。因为刚开工，大家都急着要工具，常常为此吵起来。我一个人忙得不可开交，每顿饭都得留着，等到大家全上工地去，才能吃得安稳，指导员有时就亲自替我发放工具。
不久据说是渠道工裎指挥部发现我这个难得的“人才”，又把我调到指挥部去当“宣教”，负责对民工的宣传教育。其实只是个官名儿，并没有多少具体工作可做，还是我自己出主意编了一些顺口溜、诗歌、民谣之类印发到各中队去，做些宣传鼓动工作。平时更多时候是所谓“代表指挥部”，下到各中队去了解工程进展的情况。
各中队里那些干部都比我年龄大，有的当了多年的农村干部，可还是诚惶诚恐地称我“老何”，把我当成“钦差大臣”，敬重地向民工介绍我是“指挥部派来的”。我感到很不自在，自己没有丰富的阅历，也没有什么能耐，更没有任何功劳可谈，我只是在尽我的职责去工作，如此受人尊敬，心里有愧。只因为有人给我封了官，比起在水库工地劳动时当民工，身价就大不一样。要是上级再赋予一定的权力，我想一个人就会不自觉地威风起来，忘了自己是几斤几两。
那些贪腐道德败坏的官员，就是这样被造就起来，缺乏自知之明，反而作威作福要去糟蹋别人的。一个社会，如果具有这种没有平等观念的等级制度，往往就会造成许多危害。照理说职位的大小，只是一种符号，表明他应尽和应负的工作范围。无论高低，只要做好本职工作，百姓也可以比当官的更加受人尊敬。
（3）
在渠道工地度过半年时光，庸庸碌碌，平平淡淡，自己又很少参加劳动，行动也十分自由，还经常因“公差”回到家里。一个人对生活的体验不深，人生就觉得没有多大意思，过后也会觉得没有什么好回忆的。相比在水库工地劳动，我感到渠道工地的人生要乏味多了。
跨入1960年，国民经济已明显衰退，“大跃进”的后遗症，使农业减产，粮食紧缺，市场上物资供不应求。但不切实际的计划仍在进行，全省大学又破格要进行春季招生。
我从报上读到这则招生广告，心想，既如此需要人才，此时又没有应届高中毕业生，大概再不会“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吧！何况我又确实没有什么政治问题，工地领导对我的印象挺不错，也支持我的看法。
3月10日我请了假，再一次不甘心失败地走进考场。虽然没有充足的时间去复习功课，凭借过去掌握的知识，在考场上我还是应付自如。
二十天后寄来的，仍是一张“落取通知书”，这是第四次。街道党支书明白告诉我：“你在街政府和渠道工地的表现都很好，我们如实反映了。但是你与海外通信搞集邮的事，公安局仍有疑问，我也无能为力。”
也许是习惯了吧！我对自己的命运不再表示异议。虽然那时我只有二十岁，却觉得十分衰老。希望一次次地破灭，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无法改变我的“政治条件”。斗大两个“政治”压得我动弹不得，全身萎缩矮小。
我实在不明白，我满腔热忱，以为报纸是宣传用的，让华侨了解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件好事。仅仅寄过一次，还是剪报，当知道这是不允许的，又主动向政府交代，满以为对党忠诚老实，不料却遭到如此怀疑、不信任，竟因此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一个人的命运不能由自己来作主，我感到前途暗淡无光，意志消沉，行为又开始放纵，甚至怀疑还有改变的必要。我因此决定从渠道工地退场回家。
这一年夏季高等学校招生，我再没有勇气去碰它。后来听说这一次几乎是“全收割”，全省仅四十八位考生没有被录取，恐怕主要还是“政治不合格”，我有点后悔，不该没有坚持下去，难道我当真会成为全省这“一小撮人”中的一个？
我曾想过，还是当个傻瓜吧！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想，理想与前途，爱情与奋斗，都跟我无关，岂不也是一种心安理得的幸福？正如歌德说过：“他们在一个小天地中平安地过活，看到叶落时，除想到冬天来了之外，别无何等忧虑来扰乱他们的日常生活。”
那时我只有把自己深深地埋进书海里，想以此逃避现实。这个“恶习”始终没有变，我每天抱着书本从家门口出去，然后泡在图书馆里，等到吃饭的时间又抱着书本回到家来。在别人眼里，这其实是一种没出息的举动。有一天我刚从图书馆借书回来，一进门就听到有人在夸奖六婆一家如何“福气”：大儿子今年上了大学，二儿子又被保送读高中，三儿子在校一惯当班长……相比之下，我是太晦气，太无用，连看书都是不务正业，我在邻居眼里是个“不争气的孩子”。
可是对我来说，却是靠着书本才挺过来。因为读书，我才能净化精神，陶冶情操，没有在困境中被压垮。也因为读书，我才有信心和勇气活下去。在书里我可以看到未来美好的样子，并相信眼前的一切不公，终有一天会结束。我想，为了理想，除了个人的不断努力，还要同时忍受社会上的种种岐视。
（4）
家里希望我找工作。是呀！我总不能老呆在家里靠父母来养活，至少我应该自立。我决定先去找个糊口的。只要听说哪里有招工，不管喜欢不喜欢，我都跑去碰运气。
泉州歌舞团刚成立，急着要招聘演员。自己虽做梦也不曾想过要去当一名演员，为了生活，我还是跑去试了。先是笔试过了关，面试时又唱了两首歌。导演听了很满意，说我有天赋，素质不错，乐感也很强，有培养前途。
这位导演原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歌唱家，灌制过唱片，曾经是解放军总政文工团的台柱子，因政历问题被清洗回家。1959年“大跃进”急需人才，才把他从家乡的管制中弄出来，那时是“戴着反革命帽子干革命工作”。这位就是后来才被“发现”的《康定情歌》采编者吴文季先生，我县洛阳镇人。如今，在他去世近半个世纪后，又将他当作“人民音乐家”广为宣传、缅怀和纪念。听说还是康定地区的人找到这里，县政府才“发现”他。当年他对录用我作不了主，要汇报给团领导，还要跟我所在的街政府联系，然后才能通知我。
后来他们“联系”过了，团领导回信要我安心在街政府工作。我心里明白，跟考大学一样，还是“政治”在作崇。
又一次是泉州地质局派人来本县，要招收一批学徒去当化验员，这可是我喜欢干的工作。我找到招工人员，自我一介绍，他立即表示欢迎，拿出表格让我填写，说是只要去街政府盖个公章，表明街道同意，他马上就可以招收。但是出于同样原因，我得不到盖章同意，也就当不了学徒，只能无奈地放弃。
我不死心，又到县工业局去打听，好容易觅到一份工作，说定了只要有一张街政府的证明信就可以进去。我找支书说明来意。想不到这次他二话没说就爽快地给我开了一张“证明信”，表明我政治上是清白的。我高兴极了，以为从此要结束流浪者的生活。这张“证明信”简直就是“生命线”，有了它我就可以复活了。
当我兴高彩烈再次跑进县工业局，原先答应我的那位负责同志，却连看也不看一眼我递过去的“证明信”就说：“你先回去，我们研究一下再说。”当时我还蒙在鼓里，不明白这“研究”的真正含义。原来当我前脚跨出街政府的大门，党支书就抢在前头给工业局打电话，说明我的情况，表示那张“证明信”不算数。这些还是支书后来向别人传授他的“工作方法”时，披露出来，别人又转告于我，要我“放聪明点”，我才恍然大悟。
对此我不敢抗争，也无从抗争，他们从来不明着说。支书的态度，我也摸不透。是因为在他看来，我确实有“问题”，他不能给我“证明”。还是因为上面有暗示，他不敢给我“证明”。或者是在当时，就因为我没有在金钱物质方面，对他有所表示，而故意不给我“证明”？
更可怕的是，我连当个临时工也不行了。夏粮收购季节，我到粮食收购站打短工。才干几天，城关公安派出所去那里检查所谓“治安工作”。当晚，负责人就把我辞退了，同时出来的另一位据说是“坏分子”，而其它人都留着。
显然，我已经成了一名不公开宣布的“四类分子”，所谓“内专对象”，失去一切权利，不光大学进不去，招工不允许，连求生糊口的路也被堵死。本来我还想报名参军，后来听说是招火箭列兵，心想这是属于国防机密，我更没有机会，干脆不报名，免得别人说我“假积极”。
在一些人看来，这一切似乎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甚至是必要的。就象奴隶社会，奴隶主为了保护他的利益有权随意杀戳奴隶一样，这是他的权限，即使错杀了，也不会怪罪奴隶主，因为奴隶本来就没有任何权利可言。当时的“四类分子”跟奴隶，几乎没有什么差别，都是最底层的贱民，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权利。也许有人会理直气壮地说：“对那些人，人民就是奴隶主，他们是专政对象，还想翻天吗？”当人们脑子里装进这些东西的时候，矛盾自然就会被激化，简单的事情也变得复杂了，可真实情况果真如此吗？我们的民主社会果真需要这样吗？
（5）
我不敢再往下想，也不能让家里人知道这些。他们又好心好意替我找到一个代课教师的工作，同样要有一张街政府的“证明信”才能进去。这在当时就如同要有一张奴隶的“解放证书”，没有它，谁也不敢要。
我实在不愿再去找刺激和烦恼。妈妈不知情，一再摧迫。李校长也亲自来动员。我只好实话告诉李校长，我是个被开除团籍的，街政府可能不给我“证明”。李校长却说：“这有什么，非常时期，动不动就开除党籍、团籍，多着呢！再说，这并没有比没有入团的人更坏。教师中有不少人还不是团员呢！改了就好。”
李校长亲自去找支书。支书却反要他到县文教科打一张“需要人的证明”，这明显是故意刁难。李校长没有灰心，真的打来一张这样的证明给支书。支书无话可说，答应“明天”就办。
“明天”我准时去找支书。他开始推三托四，要我再等“明天”。可是到了“明天”，又是“明天”。恐怕这个“明天”是永远不会完的。我也不依不饶，就天天都去找他，听他再说“明天”。有时他会对我说：“你急什么，过几天我会给你安排一个更好的工作，当小学教师有什么意思。”他的话我已经不再相信，等一个“明天”这样难，等“过几天”还不知要到猴年马月呢！
后来李校长作主为我担保，让我先到学校去准备上课，因为就要开学了，不能再等支书的“明天”了。
1960年8月，我没有经过街道党支书的“证明”，就这样来到北门外小学教书。可我人虽进来，心里却常常忐忑不安，不知道什么时候党支书会派人到学校来交涉，把我又要回去。要知道，当时不成文的法律是保护他有这样的权利。
当教师不是我的心愿，只是迫于生计。教书也并非是件容易的事，学期初要制订各种计划：有教学的，班级工作的，少先队活动的等等。我不知所以，全是借同事的本子来“参考”。至于课堂上如何传授知识，采用什么教学方法，就颇有探讨研究的余地。
大凡教育人必需既严又慈，且要有耐心。这方面我是先天不足，往往事倍功半，吃力不讨好。有一次上体育课，面对天真烂漫的儿童，我一开始就忙乱起来，整个操场乱轰轰的，叫他们排队，他们象一群蚂蚁，一个蹿来，一个跑去。勉强凑成队，又嘁嘁喳喳说个不停。好容易才能交代几句，想让他们去活动。一听到“散开”的口令，又象打破坛子的水，哗哗地四散开来，有的为抢夺器材，吵起架。我喊不住，急得团团转，讲道理听不懂，发脾气不管用，只有干着急。后来不得不又集合起来，带进教室去听我讲故事。孩子们喜欢听故事，那神情那秩序简直叫人感动。可故事一讲完，教室里又吵吵嚷嚷。我用尽各种规劝、评比、表扬的办法，都收不到持久的效果。我恼火了，有意要用威严来获得安静。拍一下桌子，吼叫一声，教室里静下一点。学生们互相看了看，有的还想笑。我声色俱厉又来一次，总算规矩了。下课后，我心里却留下无限的懊丧和对自己的不满。而每当一场考试之后，看到学生成绩不佳，心里更不是滋味，比自己考不及格还难受。
我深感自己不是当教师的料，这方面我没有一点特长。常此下去，我会一事无成。于是我的眼睛又盯着大学，认定只有朝这个方向努力，将来才有希望。我把上大学看成是实现理想的唯一途径。
（6）
1961年已有种种迹象，说明国家政策开始“解冻”，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前几年大学里收进一些“烂学生”，各方面反映强烈，纷纷要求重视知识质量。一些明显跟不上的学生被中途“调整”下来。一些新办的院校也被撤拼。我想，只要国家的改革有进步，我就有希望，只要考大学是真正看成绩的，我就能拿到“录取通知书”。
我雄心勃勃，决心一边教书，一边抓紧复习功课，相信国家会朝着明智的方向前进，而那些课本知识对我一点也不陌生，七月份我再一次信心满满地走进考场。
一些人在背后公开议论我，说我简直太傻了，吃一堑，二堑，三、四堑还不能长一智。说上面不会轻意改变对一个人的态度。我却始终认为自己对党是忠诚的，相信组织上不会用静止的眼光看待一个人，而我真的是一点问题也没有。
然而，结果还是我错了，我又太天真了，盼来的仍是一张“落取通知书”，这已经是第五次了。
接到“落取通知书”那天，钊人正好在我家里，一时两人相对无言。突然他轻轻哼起苏联歌曲：“哎，道路啊！尘雾迷漫，荒草盖满草原，严寒多难忍；不能知道自己的命运……”忧郁低沉的旋律，似乎由近而远，把我带到那严酷的战争年代。多少无辜的人死于炮火，被遗弃在道路旁。我这点不幸算得了什么。我也不愿再来猜测原因，就让别人说我是“高考”成绩不好而“落取”吧！也许这样还体面些。
从1958年到1961年四年中，我先后考了五次大学。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人生理想挣扎奋斗，却始终“落取”、“落取”、还是“落取”。是因为文化考查不及格？我想过去的老师同学可以替我回答。是因为政治审查不合格？这个问题就不象解数学题那么简单，所谓“合格”的标准是什么？“不合格”的依据又是什么？怎样看待一个人在政治上是“合格”或“不合格”。起码，我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这个条件够吗？
当然，有人提醒过，一旦被公安机关“立案”，就不是那么简单，何况还是属于“海外关系”，就象一只被蜘蛛网粘住的不幸小蝴蝶，无论怎么挣扎，也摆脱不掉周围的束缚。尽管我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教导，一再作出努力，到水库工地劳动，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在街政府积极工作，改变自己的人生观，仍然无法抵消一些人的不信任。我想一个残疾人不论是肢体残疾，五官残疾，弱智残疾，还能得到社会的同情和帮助，唯独“政治残疾”，要受到岐视限制，压迫排斥。难道我们的理论就那么缺乏自信，害怕所谓“阶级敌人”会“兴风作浪”为害国家吗？
看来，我在为个别人不切实际的怀疑负全部责任，成为他们手中的牺牲品。我只感到悔恨的是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未能如愿地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献给祖国的科学事业。至于个人的幸福，我没有更多地考虑，从生存的角度看，随便干些活儿都可以了却这一生。有时我也想，要是自己是个傻瓜，低能儿，还更好些，无忧无虑就是福。
八十年代以后各种冤假错案，历次运动遭受迫害者，都有了纠正的机会。唯独那些在极“左”路线泛滥时，因“政治原因”被排斥在大学校门之外的“落取生”，永远是个“落取生”，比起来他们也许更为不幸，他们被永远剥夺了升学的权利。即使后来有幸参加工作，也是低人一等，特别在讲学历的年代，连个中专生都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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