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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二十一岁。
绿皮火车从西安出发，一路摇啊摇，顺着陇海线，经郑州，又摇向徐州。那个时候，火车还没有提速，车厢里的状况也没有现在的好。尽管是寒冷的年底，车厢里依然充塞着浑浊的热气。幸好我是提前订的票，有座。但是，晕车依然让我很不爽，在昏睡了四个多小时后，我想去厕所。我唯一的行李是一只硕大的牛仔布包，里面有我冬天的衣服，还有一只装了这次旅途的车票、学生证、身份证，还有我所有的钱（大概也就三十多块吧，够到家了）的小包包。我看看塞满了人的车厢，很不情愿再从座位下拉出来拿，上一趟厕所么，小偷也不会知道我那牛仔包里还有一只小包的吧。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我在出站口哭。牛仔包里除了衣服都在，那只粉红的、小小的要了我的命的包，没了。检票口的两个妇女，脸上的肉是横长的。没票么，双倍罚，还要身份证登记。他姥姥！我什么都没了，还要我双倍，还要我身份证，我要有我还哭着求你们干嘛？
哭了半天，来了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时隔这么些年我依然能清晰记得他的相貌。我们是同一个车厢的，他一直在我对面蹭座位，挨半个屁股都是好的。见我哭，就皱皱眉头，问清楚了我的情况后，就翻自己的公文包。还是皱眉头。
“我帮你出去吧，可是我带的不多，我今天还得赶回去。”他领了我，去旁边的小房子里补了票。然后我就背着我的牛仔包，像只龙虾一下，躬着背，抹着眼泪跟他出了车站。车站外面还有一些学生在等车，或是在等家人吧，看到我的狼狈样子，都围过来，你两块他三块地帮我凑了一点的钱。我应该不会记错，他们是农大的学生，都是贪玩晚回家的。后来几次去农大，很想在校园里找到这些可爱的人，可是，偌大的校园，哪里会遇到了！
男人执意要带我去汽车站，还有好多的路，从城西的这头，到城东的那头。
“没事，我也去那边办事，顺路带你过去吧。”
到东站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天气冷极了，北风一直往我的领口、袖口里钻。我又冷又饿。那个男人就陪我站在汽车站的门口，看着我。他瘦瘦高高的，也不爱笑，土黄色的西装露出藏青的羊毛衫高领，很耐看的样子。也许从那时候起，我对瘦瘦高高的男人就有了一种莫名的好感。
见我哆嗦，男人长长的胳膊围过来，搂住我的肩膀：你不要怕，等下上了车就好了。以后出门，记着一定要随身带好你的钱包。
风很大，我趴在男人的肩膀上，看着不远处“沛县驴肉”的招牌，那招牌暖暖的，像——像卖火柴的小姑娘眼中的火光，一直暖到我的心里。上了车后，就在车子要行驶的那一会，他竟又从窗口递上来一块热乎乎的红薯：走吧，马上就到家了。我的眼泪又不争气地流了下来：能告诉我你是谁么？也许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你！
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个男人，再也没有说声谢谢的机会。只知道他是夏邑人，瘦瘦高高的，看着他就知道这是一个可以信任的男人。后来每次坐火车路过夏邑，望着车窗外成片的麦田，心底都会油然生出一种莫名的情素。想念这个在我走投无路时帮我一把的男人，想念那块热烘烘的红薯，想念那种不必设防的信任，想念那个瑟瑟寒风中暖暖的、陌生的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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