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wfmzgg.com--人生感悟】
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感悟(合集四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篇: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感悟
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革命理想高于天”，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定能行稳致远。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无论是在反围剿，还是长征途中度艰险，党和红军始终坚持“革命理想高于天”，一次次绝境重生，愈挫愈勇，无数红军将士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最后取得了胜利，创造了难以置信的奇迹。“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实现下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重道远，党员干部应该抱有必胜的信念，坚信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崇高的理想就一定能实现。
“愿得此身长报国”，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方显公仆本色。我们党的一百年，就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时50多名党员，到2021年9514.8万名党员，我们党在极端困境中发展壮大，在濒临绝境中突出重围，在困顿逆境中不断奋起，靠的就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践行初心使命没有穷期。实现下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既面临着难得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党员干部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风雨无阻、勇毅前行中开创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伟业。
“敢教日月换新天”，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彰显党员气概。“艰难困苦，玉汝于成”。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彻底改变了当时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70多年建设奋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一路走来，我们成功战洪水、防非典、抗地震、赢新冠……凭借的就是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奋进第二个百年目标，就是在国家有需要、人民有需要时，不惧艰难险阻、流血牺牲，“虽千万人，吾往矣”，关键时刻顶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始终挺起精神脊梁。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磨难“淬火”，在奋斗中“蜕变”。这样一种伟大建党精神，就是“惊涛骇浪从容渡，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真实写照，就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真实缩影。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定将赓续传承好共产党的精神伟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我们要坚定不移把伟大建党精神发扬光大，永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纯洁性、革命性和斗争性，以新担当新作为书写新时代党和人民伟大事业新篇章。
第二篇: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感悟
目标是方向，也是动力。一个人有了坚定正确的目标信念，就会以惊人的毅力和不懈的努力，成就事业，创造奇迹。古往今来，有无数的英雄豪杰之所以能成就伟大的业绩，是因为他们胸怀崇高的理想信念，并能为实现这一崇高信念披荆斩棘，不懈奋斗。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从一点星火成长为燎原的大火并最终建立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因为它有救人民于水火，统一中国的崇高信念。然而党也曾迷茫过，困惑过。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就一度出现过盲动主义和悲观主义思潮，其根源在于对当时中国革命形势和国情的不胜了解以及被当时形势发展的表面现象迷惑，感到党的力量就像星火不可以与日月争辉，从而产生悲观思想，动摇了统一中国的崇高信念。
作为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所以秉烛夜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信给党内有这种悲观主义的同志，并印发此信供全党学习，此信分析了当前形势，并阐明了党这一星火终成燎原之势的必然性，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
安定了党内很多同志的心，使他们再一次看到了成功的希望。由此可见，一个坚定的信念对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的成功是多么的重要，作为一个当代大学生，面对如今风云变化竞争激烈的社会，更应有坚定的信念，并为此信念不懈奋斗，才能有所发展。
透过现象看本质。对于一个事物，我们要透过他的表面现象，深入分析事物发展的内部联系，把握其实质，才能正确认识事物，解决问题。既要透过现象来把握事物，就要把对事物的感性认识升华为理性认识，因为感性认识是对事物片面的，现象的认识，是事物外联的东西，只有通过理性思维对感性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能把握事物本质，就如石中英所说2“事物的惟一本质不能通过直观或自然观察来把握，只有通过概念的思辨或经验的证实才能把握……”。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党内的部分同志就是因为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从而产生迷惑，在敌人的第三次“会剿”来到井冈山，及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愈演愈烈时产生悲观的论调。为此，毛泽东同志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论到：“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并分析到，党的处境并不是表面现象呈现的那样，实质恰恰相反，预示着_潮流的下落和革命潮流的复兴。于此鼓励党内同志坚持信念，继续革命。
由此我们学会了如何看待事物，也再一次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科学性，使我们更坚定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做事坚持不懈，越挫越勇。当我们认定要做某一件事的时候，就要立场坚定，就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不要稍遇挫折时就产生悲观情绪，并把这一情绪一般化扩大化，从而感到胜利的渺茫就放弃所持，而应当越挫越勇，越是环境恶劣，越是艰难困苦就越要坚持，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成功机会。往往越到艰难的时刻，离胜利就越近。故毛泽东同志在信中提到，党内同志应该克服困难，在游击区域内建立红色政权以迎接革命高潮的来临。事实证明，正是共产党人的这一精神使他们走到了最后，走上了历史的最高舞台。
总而概之，成功首先要有坚定的信念，其次要有坚持不懈，艰苦奋斗的精神，最后要有正确的行事方法。三者缺一不可，没有信念，何谈奋斗;没有正确方法，何来事半功倍;没有锲而不舍，何以功成身就。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点点感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其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只要我们细细感悟，将会受益匪浅!
第三篇: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感悟
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
如果认清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
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
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
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
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
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
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⑶，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
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因此，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的时候，需要认识下面的这些要点：（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期，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的估量，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谈的所谓“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的形容词。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尚未爆发之前）约四个月期间内，敌人的第三次“会剿”⑺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
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混战的形势业已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中央二月来信就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
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拚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
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
“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上面的话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就已经有了。那封信上说：
“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七日）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消灭。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屠杀主义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
党的六次大会所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按：应加‘在大城市中’五个字）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暴动。但是革命的发展将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态度之下才有可能。……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因为：（一）主力红军多不是本地人，和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二）分小则领导不健全，恶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四）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的刻不能离。”
这一段话的缺点是：所举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极的，这是很不够的。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的效力。例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这是一般的原则。至于说到也有分兵的时候没有呢？也是有的。前委给中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面包括了近距离的分兵：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例如湘赣边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时，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在永新境内的分兵。又如第三次打下永新时，二十八团往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莲花，三十一团往吉安边界的分兵。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在赣南各县的分兵，七月在闽西各县的分兵。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则要在好一点的环境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若不能达到这些目的，或者反因分兵而遭受失败，削弱了红军的力量，例如前年八月湘赣边界分兵打郴州那样，则不如不分为好。如果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就无疑地应该分兵，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中央那时还有一个通告，谓蒋桂战争不一定会爆发。但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说来就都是对的了。对于那个估量不适当的通告，中央已发了一个通告去更正。对于红军的这一封信，虽然没有更正，但是后来的指示，就没有那些悲观的论调了，对于红军行动的主张也和我们的主张一致了。但是中央那个信给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响是仍然存在的。因此，我觉得就在现时仍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关于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后来又在于都有一次决定。当时指出的理由，见之于给中央信上的，如下：
“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群众斗争的恢复，加上反动统治内部矛盾的扩大，使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来。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广东湖南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闽赣浙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第一，三省敌人军力最弱。浙江只有蒋伯诚⒁的少数省防军。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但郭旅已被击破；陈卢两部均土匪军，战斗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斗力必不大；只有张贞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张亦只有两个团战力较强。且福建现在完全是混乱状态，不统一。江西朱培德⒅、熊式辉⒆两部共有十六团，比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第二，三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大明了外，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丰、兴国等县的红军第二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灭。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上面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规定一年为期。至于争取江西，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条件。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那个建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性。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除主观条件如给中央信上所说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出的有三点：
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
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
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第四篇: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感悟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咱们伟大的毛主席毛泽东爷爷的经典之作，是毛泽东在1930年写给林彪的一封信。在此信中，毛泽东跟林彪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他否定了上级的一些错误决定并一直保持着积极乐观的心态去看待中国的解放事业，进而进一步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
毛泽东是一位相当有文采的伟人，他的作品用语通俗易懂，同时又用朴实的语言表达真挚的感情，并于平实中见文采。他在文中说"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婴儿。"这句话表示他坚信革命高潮必定来临，对自己满怀信心。运用形象的比喻手法，既通俗易懂，又于平凡见文采，字里行间自然而然的流露出作者的自信与激昂的情感。
读了毛爷爷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后，我还懂得了一些道理。
一、我们从一开始要有一种必胜与乐观的`思想，但与此同时又不能麻痹大意，我们有自信的态度，但我们一样要有足够的实力与充足的准备去战胜敌人和一切困难，良好的心态加上的充足准备必将有助于我们取得成功。
二、量变引起质变。事情的变化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量变是质变的前提，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任何时候，做任何事，从小处做起，坚持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会取得巨大的变化，进而取得成功。
三、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活跃的开放式思维，实事求是，以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和处理事情。正如毛泽东在文中所说："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事物是发展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
毛主席早已经离我们而远去，但他的思想一直在默默的引领着我们不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查看更多人生感悟相关内容,请点击人生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