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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四十三年前的今天是不是和现在一样阳光明媚,但我知道那时的现在,母亲正在痛苦地等待着,因为我还有三四个小时就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了。可能我的名字寄予着父母极大的希望,他们受当时很有时代感的一句话的启示,年轻人就像八九点钟的太阳,于是他们给我起名叫"朝阳"。

  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亲们眼里,母亲是村里很"另类"的一个人,刚刚懂事的时候,村里的半大小子们还经常在我面前怪声怪气地学母亲讲课的语气和神态。他们都是母亲的学生,开始觉得有些羞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母亲的了解多了起来,慢慢觉出了人们对母亲的崇敬和母亲的伟大,他们中的大多数可能是第一次在母亲的嘴里知道了黑体字的基本特征。

  母亲可能是村里唯一的一个上过任丘一中的女人。母亲的家庭很有些殷实,于是祖姥爷对自己的四个儿子也就有了安排,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姥爷--学农活,要侍弄家里的八十多亩地;我的二姥爷学了医,后来成了远近有名的老中医;三姥爷上了洋学堂,后来参加了革命,再后来成了革命烈士,后来家里也因此没有被评为地主和富农;四姥爷学的是木匠,后来也成为十里八乡有名的"李木匠"。

  母亲因为自己的父亲要种地的缘故,所以从小就跟着他在地里,据说自己的工作是看瓜.一直到了十二岁,才在自己的不断要求下上了学。

  和母亲一起上学的一个小伙伴我应该叫她"占姐",当然是按乡亲辈来论的,她比母亲小四五岁的样子。母亲和占姐从小学就一样学习优秀,但占姐的志向要更远大一些,其实所谓志向远大也就是对自己的前途考虑的更多一些,而母亲则多少有些盲从。

  按当时母亲小学毕业的成绩是可以上任丘一中的,但“占姐”要母亲和她一起考青塔中学,因为她的姑姑在青塔中学读书,母亲当时的考虑则是两个学校离家的距离是一样的,也就答应了。

  初中的"占姐"因为颇有领导才能当选了班长,母亲则因为学习优秀担任班里的学习委员。初中毕业时,老师是强烈要求母亲考任丘一中的,因为他们认为母亲是能上大学的料,“占姐”则考了一个师范学校。

  母亲如愿考上了任丘的最高学府,在高中的学习生活中依然是盲从、默默无闻和学习优秀,尤其是数理化。母亲的优秀我是有感触的,我上高后有一次在地里和母亲干农活时,无意间说起了高中数学中一道颇难的公式,母亲当时竟然脱口而出,当时我真是有目瞪口呆的感觉了。

  但母亲最终竟然没有参加高考,她是在高考前二个来月的时候被发现神经衰弱而被迫辍学的,有没有高中毕业证我也不知道,但那也许并不重要。

  可能是她高中“毕业”的那年暑假,1963年,她参加了乡里的招募,去参加了全国统一的“四清”工作队。她本来是要准备参加第二年的高考的,可当时二舅的一句话改变了她的人生,二舅说,一个女孩子,考大学不就是为了参加工作么,现在已经有工作了,还考什么大学啊?

  “四清”工作是个阶段性工作,一两年的工作结束后,领导说以后有工作还是要优先考虑你们,回家等通知吧。于是母亲就真的天真的回家等通知了,可想而知她能等来什么通知。多年以后,她在城里给我看孩子的时候,邂逅了她当时的领导和老师,其时也已经是古稀老人了,说起那段往事,老人说,当时经常找的人还安排不过来呢,谁还能想着你在家等的?!

  母亲后来就认识了爸爸,爸爸当时在部队,长的可以说是一表人才,文笔也不错,在《解放军日报》上发表过些小豆腐块,在部队是第一批入的党,也是准备第一批提干,但由于据说是他从小都没见过的且已经死了多年的叔叔当过国民党兵的原因,提干给耽误了,于是年轻气盛的爸爸一气之下是下定决心要复员了。他当时的想法是凭我这么优秀到哪找不到工作呢。

  父母结婚后,母亲在村里教书,父亲在任丘印刷厂工作。那时的中国,刚刚文革,虽然爸爸离家也就不到二十公里,但每天下班不是学习就是开会,每两周才能回家一次,可想而知对于新婚后来有了我们的年轻夫妻来说,日子一定不甜蜜,但也许很充实。

  在我十来岁的时候和爷爷、奶奶分的家,后来我看分家契约时,连各家分几双筷子几只碗都要写上,可见当时岁月之艰难。

  分家不久,母亲的脚扭了。最困难的事是吃水的问题,我家离水井不算太远,家里又没有院墙,爸爸也不知道,我就把担杖钩在扁担上绕一圈再挂上桶去挑水,幸好当时我们村里的水井是不用自己从井里提的,但十来岁的身体挑着两半桶水还有些踉跄,就这样一路踉跄一路晃荡,到家也就所剩不多了。看我小小年纪挑水的样子,哪个母亲不会心疼呢?有时便陪着笑脸,央求过往担水的乡亲,但以母亲的性格,求人的滋味恐怕也是不好受的。

  对于一个年轻的家庭主妇,还有一件事是很难的,那就是生产队里分玉米秸。掰完棒子后的玉米秸被砍下来后被分成差不多大小的堆,然后按照抓阄的先后顺序分配。如果抓的号靠后就会分到很晚,如果离大路很远就会很难把装玉米秸的小车推出玉米地,但农民的智慧是先分的一般要离大路远一些。我一般是负责抓阄的,开始是取我的作为一个小男孩的手气,但抓的多了也就真的掌握了一些规律,团的比较紧的纸团肯定是小号,团的比较松散的一般是大号,以后竟达到想要大号要大号,想要小号要小号的境界。小小的心灵当中也是希望给自己的母亲能够减轻一点劳苦。

  但“不幸”的事总是时有发生。给我童年记忆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是那年的秋天,我家辛辛苦苦又凝结着我聪明才智分来的玉米秸丢了一大部分。对于那个年代来说,缺了大部分过冬的燃料,现实的问题是寒冷的冬天怎么过呢?

  记忆中很长一段时间,一个年轻的母亲,拉扯着两个年幼的儿子,每天下班后背着大筐去地里打野草。秋后,收获完庄稼的地里光秃秃的,只有盐蓬和一些棵小的野草。盐蓬的植株要大一些,很快会打一筐,但时间长了会发现,盐蓬在阴天的时候返潮,不好烧。后来经过反复比较,我们发现一种我们老家叫“摸牛蛋”的野草很好,开白花,结那种像黄豆粒大小的果实,因为这种植物很臭,牲口是不吃的,所以地边沟畔会有很多,但做燃料很好,晒干后存放起来,阴天下雨时也一样好烧,解决了我家烧火做饭的大问题。一个年轻的母亲,每天背一筐散发着臭气的“摸牛蛋”回家,可能想起来就叫人脸红,于是母亲给它起名叫“臭流火”,以至于现在看到这种植物都会睹物思人,想起那一段难过的经历。

  记忆中挨母亲打是那年的春节前,一个人放小火鞭时把袄袖子给烧着了,因为害怕还编了谎。那时能穿上棉袄是很不错的了,但居然在马上就要过年时把袄袖子给烧坏了,文弱的母亲生了气,记忆中第一次出手打了我。

  母亲因为生了三弟的缘故,不能在村里的学校教书了,虽然母亲是学校里学历最高又教的最好的老师。母亲回到了生产队,但几乎没有干过农活的母亲参加队里的劳动是很吃力的。后来听说母亲在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是准备参加的,但做为三个孩子的母亲,终究还是听了父亲的劝阻,把没能参加高考的遗憾留了下来。但母亲还是帮助村里的年轻人补习数理化,虽然他们中没有人考了大学,但据说是有一个学生后来当了兵,因为数理化成绩比较好,考上了军校,留在了石家庄。

  可能是因为母亲对农活的不善劳作或是母亲的高学历,从学校下来时间不长,母亲就到了村里的卫生所当会计。那时村里实行的是合作医疗,村民们在村里看病可能是不花钱的,有大病需要转院的,由村里开出证明,然后再回村里报销,所以那时母亲这个半路“出家”的会计还是比较忙的。村里的卫生所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也就解体了,母亲的会计也就自然下岗了。后来母亲又担任了村里的妇女主任,忙完自己家的农活还得忙村里的事情。她当妇女主任正是全国上下计划生育搞的比较左的时候,但村里的妇女工作几乎没有发生过极端事件,当然工作也还说的过去。

  当妇女主任的报酬是村里给她入了养老保险,据说是乡里、村里和自己各掏三分之一,等她55岁退休后每月可以领五块钱的退休金。

  村里曾经流传的很有一段时间的一件事是,我们分家的那一年,是1976年吧,麦子获得了大丰收,我们家分了1500多斤,母亲居然发愁麦子在哪能放,说是母亲为这事愁的都哭了。但我确实记得父亲在城里找来了师傅,给我们家打了两个“洋灰柜”,装粮食又防潮又不怕老鼠,村里人很是羡慕了一阵。很多年以后,母亲经常提起那年我说的一句话,娘,怎么咱们老吃白面啊?老吃白面我老爱吃。

  我们所在的乡中学中考成绩是连年白点,因此学习好一点的学生就都流失了。当时母亲找了当时已经在青塔中学教书的“占姐”,我的三年初中生活是在母亲曾经就读过的青塔中学度过的,但回想起来,并未觉得得到过“占姐”的什么特殊优待。

  那年中考前,我参加了任丘一中组织的学科竞赛,以全市第三名的身份获得了免试进入一中学习的机会。后来母亲听说我能考上中专或中师,居然不和她商量就上了高中,很是斥责了我。原因可能是她当年因为学习比别人要好一些而上了高中,最终因为没能参加高考而没有吃上商品粮。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呢?

  参加工作后,母亲对我的第一句嘱咐就是,在金融部门工作,一定要经的住诱惑,不要把钱看的太重。

  因为农行网点的战略调整,我到青塔营业所担任主任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青塔营业所就撤掉了。弟弟去给我拾掇东西,有老乡逗他,说是人家青塔银行好几十年了,你哥才来了几天啊就给弄倒闭了。母亲听到这话后,很是担心了一阵子,后来看我在另一个分理处当主任当的有声有色才敢问我。在我给她解释的同时,也为母亲为儿子担心所承受的压力感到心痛。

  我有了小儿子后,母亲来城里给我带孩子,还带着弟弟家的小女儿来上幼儿园。在儿子一岁半时,岳父突发脑出血去世了,岳母在突然来临的打击下病倒了。各种常规检查都做了,检查不出问题,但就是精神恍惚,整天躺在床上需要人来伺候。当时我在沧州分行工作,每周只能回家一次过周末,下岗的妻子刚找到一份工作,母亲就担负起带两个孩子,照顾一个比她大一岁的老姐姐的重担。她为了宽慰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人啊,别盼着让人伺候,能伺候别人才好,但每当周五我回家,问起母亲一周来的情况,有时母亲竟委屈的像个孩子似的哭起来。

  面对此情此景,我犹豫再三,下定决心申请回到老家来工作,因为我觉得,还有什么能比多陪陪自己的母亲更重要的事呢?

  2010年的2月5日,阴历是腊月二十二,小儿子的生日,因为快过年的缘故,母亲已经回老家有几天了。我和妻子为了给小儿子过生日,买了生日蛋糕和一些菜回家去,一家人在弟弟家吃了一顿团圆饭。晚饭后,我们要回去了,想让父母一起去城里再住几天,母亲则执意不去,父亲说是和我们来城里洗个澡,父亲说,不去不去吧,反正我明天就回来了,也就没有再坚持,谁知这竟是永决。

  第二天的下午,回到家的父亲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母亲已经中煤气身亡多时了。

  后来据乡亲们说,当天母亲在别人家玩麻将到了很晚,那天她出奇的顺,所以打到了很晚。一个人回到家,外屋的炉火已经长时间没人管快灭了,可能之前已经产生了大量的煤气,里屋的门是敞开的,所以里屋也已经充满了煤气。母亲一个人回到家后,匆匆就睡了,后来觉得难受,从床上滚落了下来,但门是往里开的,她已经把门堵上了,没人管的母亲就这样撒手人寰了。

  母亲去世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按照老家的风俗,明年再过春节时就可以贴红色的春联了。在母亲去世的这两年多的岁月里,母亲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也总想写一些纪念的文字,执此儿子生日、母亲受难日之际,写下这些文字,聊以纪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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