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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子)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来到黑龙江北大荒已经四十年了,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这漫长的岁月,如今似弹指一挥间。

  回想起心酸的往事,历历在目,像一场梦,也像一部书。闲暇时,总想写出来留给自己的回忆,或者留给我的后代,让他们知道什么是过去,可是,也不知什么原因,一想要动手写时,一想起悲欢离合的往事,就控制不住自己情绪,致使我无法写下去,当我想起苏东坡的《水调歌头》中“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词句时,心中略有平静。今天,我终于横下心来……

  (一)

  1956年农历12月8日,我出生在辽宁省康平县柳树屯公社塘坊大队。

  1971年我15周岁。我父亲在辽宁省康平县柳树屯公社西北土大队卫生所当医生。由于辽宁的生活很困难,再加上我家的人口又多,生活很难维持。这时,黑龙江省龙江县发达公社同兴大队有个本家叔叔来了一封信,让我们到龙江县去生活,说黑龙江要比辽宁的生活强得多。那时,我大哥、二哥、都已成家另过,大姐也已经找了婆家。我老家有一个六叔,那人非常精明,听说我家要上黑龙江,就劝我父亲说“我看还是别去了,一百年的家族九十九年没登门了,到那不一定行”。我父亲并没听六叔的劝阻,父亲怕大队不让走,就自己偷偷的先走了。大队一看实在也留不住了,就派两台马车把我们全家送到了彰武县火车站,我母亲就带着我的二姐、三姐、我、四妹、五妹、六妹、七妹从辽宁坐火车来到黑龙江省龙江县,这边又用马车把我们接到发达公社同兴大队。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看透了人间冷暖,世态炎凉。如今回忆起来还仍然历历在目。真可谓“观清世事惊破胆、视透人清寒偷心”。

  (二)

  黑龙江省龙江县同兴大队有我们一帮近支家族,我们刚刚到龙江县发达公社同兴大队时,家族们对我家都很亲热,缺东少西的大伙都给我家张罗,就连杀年猪时,都找我们全家去吃猪肉。我父亲在同兴大队当大夫,人们都夸奖他的技术不错,所以,也有很多人都很尊敬我父亲。我父亲干工作非常认真,那时的青霉素药品非常紧缺,一天,同兴大队张书记的一个弟弟到卫生所要买青霉素,说他家猪有病了要给猪用,我父亲说给人用还不够呢,就没有卖给他,这下可得罪了皇亲国舅了,再加上由于大队的张书记与我一个在大队当会计的叔叔产生点矛盾,所以,我父亲在卫生所上班刚刚半年,大队就以卫生所要点药为名让我父亲回家了,借此机会就安排一个大队长的亲信到卫生所代替了我父亲的职位。

  在农村,当医生的虽然不是什么官宦家庭,但在当时来讲,也是一个很多人想拉关系想套近乎的。我父亲不让在大队卫生所当大夫回家了,马上就从门庭若市变得冷冷清清,有什么困难,有什么事情也没有人上前帮忙了,就连很多家族们也失去了往日的热情。再杀年猪时不但不找我们全家了,就连我父亲一人也没人找了。由于我家初来乍到,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住的房子是借的。由于父亲不能上班了,能参加劳动的只有两个姐姐,家庭生活非常困难,后来我的四妹妹也无奈辍学参加劳动了。借给我家住房的房主也撵我家搬家,我家无奈,只得到生产队的一座空屋子里居住,一到冬天冻得让人受不了。我家在生产队的空房住时,用的是生产队的一口旧锅,一天,生产队派人到我家说生产队要用这口锅,在我家马上都要开始做饭时,那人都把锅给薅走了。我家实在不愿在这再呆下去了,听说住在嫩江县联兴公社的我舅舅很有能力,他给很多老乡都安排了落户,于是,就到嫩江县找我的舅舅给安排,找一个能当大夫上班的地方,可这一找就是三年。

  (三)

  在这三年中,我家吃尽了苦头。就连姐姐在生产队干活都到受歧视,什么活赃、什么活累领工打头的就让姐姐干什么活,有一天上午,领头给我二姐的劳动任务太多了中午实在干不完了,领头的还劫着不让我二姐回家,我二姐气坏了,就打领头的一巴掌,这下可捅大篓子了,生产队副队长晚上召开了社员大会,要批斗我二姐,后来,生产队的一把手队长出面才给制止。

  当时我正在同兴大队上初中,正赶上第一年刚刚实行高中考试录取制度,我很万幸考上了发达中学的高中,由于我家困难,家族们都做我父母的工作不要让我上学了,让我上生产队参加劳动能给家庭带点收入,由于家庭这种情况,姐姐在生产队劳动又受歧视,我本身也不想念了,就准备好了劳动工具,准备参加生产劳动。可是,我的父母坚决反对家族们的意见,无论如何也要让我上学,又做我的思想工作,让我继续上学。我的本意还是很爱读书的,于是,我又开始到发达中学上高中。父母的决策还是英明的,这一决策成了我后来命运的基石。

  发达公社离同兴大队八里路,我们大队附近村屯的在发达中学上学的有几十个人,都是早晨上学晚上回家,中午自己带饭,只有太远的学生才能在校住宿。来回走的学生都是骑自行车,只有我自己早出晚归都是步行,当时我家困难到啥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就连三伏的大热天气我还穿着一条厚厚的趟茸裤子,还是我父亲以前穿的。这样的条件也增强了我学习的决心和毅力。书本上的一些定义,我都写在一张小纸条上揣在兜里,来回走时一边走心里一边背,实在想不起来时就掏出来看一眼,后来有很多同学都运用了这种学习的记忆方法。

  (四)

  父亲为了能够找到工作,无数次的往返嫩江县联兴公社的舅舅家,每次到舅舅家,舅舅都让父亲回家听信,但始终不给拿着当事办。那时火车票价还很低,但是,对于我家来说也是一个不消的数字,每次父亲要去嫩江时,我家都要卖几十斤口粮或几十捆生产队分的高粱杆给父亲作路费,高粱杆卖没后,家里的烧柴都是姐姐到山上去捡。我还记得,有一次为了给父亲张罗路费,我背着五十斤小米到碾子山(齐齐哈尔市的华安区)去卖,卖了二十五元钱后,我就搭乘车回到龙江县,到龙江县城时已经下午四点钟了,我看天要黑了,这时我又累又饿,一共就这二十五元钱我又舍不得买一口吃的,就咬咬牙一气跑了四十里路跑回了家,第二天我的前胸疼的不敢动弹,后经透视得了急性胸膜炎。在辽宁的哥哥知道后,给我邮了很多药才维持住。

  我家要说最辛苦的是我的二姐,我二姐为了维持这个家庭的生活,也为了供我上学,三十多岁才找婆家。还记得,我的三个妹妹上学没有学费,一个老师还说“你姐姐天天背着筐捡柴,还交不起学费”?妹妹回家说后,全家人既心酸又气愤。后来,父亲往返嫩江也实在跑不起了,我母亲就亲自到嫩江找我的舅舅,认为姐姐找弟弟办事能够仗义一些。我母亲坐火车也从来不起票,每次到火车上都去找列车长说明情况,大多数还是得到同情的,但也有不同情的,撵我母亲下车,我母亲就只得软磨硬泡,列车员没有办法也只得让坐到地方。

  因我家是医生世家,在生活中从不掺杂任何迷信色彩,但是,人在难处的时候,往往就会以各种方式进行祈求。还记得一次过年,在习惯的半夜接神时,我母亲把我们这些熟睡的孩子全部叫醒,在门前点着了一堆黄纸,让我们全家洗脸,然后到外面祈祷,在吃除夕夜饺子时,不许我们乱说话,怕我们一旦说出不吉利的话来。

  两年多的时间里,我母亲往返嫩江县近20次,但舅舅那里始终还是无动于衷,任凭母亲苦苦的哀求。可能也是命运的安排,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终于遇到了一位好心人,使我家的情况终于有了转机。

  (五)

  我母亲在一次来到嫩江时,到距嫩江县海江公社金星大队第七生产队两公里的齐铁农场我的一个大姨家,正赶上一个叫王焕江的去窜门,他是齐铁农场马车班的班长,知道了我家的处境后深表同情,他有一个朋友叫黄福庆的老头,每年都给生产队看地,王焕江知道老黄头有一个叫黄国仁的侄子在金星大队当会计,这个人很有才华,能说善讲,又有工作能力,刚刚20出头时,就在海江公社长胜大队当过大队党支部书记,但该人就是不愿当官,所以,放下大队书记跑到金星大队第七生产队落户,海江公社领导好说歹说,他才接个金星大队会计的工作。于是,王焕江就找到老黄头,让他去找他侄子黄国仁给我父亲往金星大队卫生所安排。经黄国仁与大队领导的多次协商,大队领导终于接收了我父亲,并把我家安排在金星大队第七生产队。遇上了好心人,使我们全家人欢喜若狂,高兴地全家人几乎几夜都没睡好觉。就像在激流的漩涡中即将下沉的时刻,抓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

  (六)

  1974年我家搬到嫩江县海江公社金星大队后,我又到海江中学就读高中,可能是与在龙江县受冷落有关,我到海江中学感到老师、同学都非常的可爱、可亲,他们对我也都非常的关心。从此,我那颗即将要破灭的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之光。

  由于正赶上十年浩劫,学校没有正常的学习秩序,还不如我在龙江县学习的正规,海江中学有一个校办农场,五十多垧地,每个星期就得干两天的劳动,有时还让我们到某个生产队去所谓的劳动锻炼、支农等,干一天活累的够呛,休息时还得开什么赛诗会等,都是跟当时的小靳庄学的,我们本来就不懂什么是诗,无奈之下,就驴唇不对马嘴的胡咧咧。那是,同学们还都赞扬我是一个“武林高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课本在没有学完就所谓的毕业了回家了。在我们之间,也都不一样,有的很高兴,但是,大多数的学生都是恋恋不舍的眼含着泪水离开了学校。当时我的心似翻江倒海,实在难以形容。当时没有考大学的机会没有了,所谓的当代高中生从根本上讲也没有一点真才实学,到社会能干什么呢?想总归想,但是,谁又能扭转这样的历史乾坤呢?在毕业回家后的很长时间,我的情绪非常的低落,有时做梦也梦见在学校学习,当梦醒后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但是,我并没有过高的思想境界忧虑国家的未来,我想的是我将来能做些什么。

  (七)

  1975年我毕业回到生产队后我才发现,北方农村的文化知识如此贫乏,就连我这个斗大的字都不识几麻袋的所谓高中生,整个金星大队那年也就有我这一个,所以,我也成了香饽饽,都管我叫秀才,生产队写各项规章制度、写批判稿、写大会战的发言稿、表态发言等等、等等,只要需要写字的事都是我的事。我也成了小有名气的人物。后来生产队让我当民兵排长、团支部书记、青年突击队长、现金员等职务,一系列不大的“光环”都照在了我的头上。还记得,在一次大会战的表态发言上,我的发言稿受到了大队的领导的赞扬,不久就把我安排到大队联中任民办教师,担任初中高班的语文老师,因为我略懂美术,所以,就担任语文和美术两科。那时的老师也非常好干,只要哄孩子不哭就是好老师。因为在我上学的时候,赶上十年动乱,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才实学,所以,我只好现学现卖。我不想让我教的学生们荒度岁月,所以,我对学生非常的严格,有时对特别调皮的孩子就给他两巴掌。但是,我很单纯,我就没有认识到,这个乾坤并不是我一个人能扭转的,因此,我的一片好心引起了个别学生家长的不满。有时还到校与我吵闹。有一次学校的校长因为一点小事到大队领导面前反应我如何不好好干工作又好打学生等等,我知道后,与校长吵了一架就辞职回家了。当时我还正读全国第一期高师函授的中文班,仅差两科就毕业了,有几个年纪大的老师都苦口婆心的劝我不要回家,让我无论如何也要把高师函授坚持下来,将来对我一定有好处。可是,我怎么也听不进去,一气之下硬是撂挑子回家了。后来这批高师函授毕业的都自然转正了。我知道后,对自己的倔强性格误了大事追悔莫及。有人说“什么叫能耐?能忍耐就叫能耐”。细思量不无道理。

  (八)

  我又回到了原来的生产队参加生产劳动,这时,社员们对我的看法就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折,背地里舆论我有工作不好好干,不务正业等等。因为我对农活很不擅长,生产队长还很照顾我,让我干一些较简单的活,夏天让我看地。但是,我的心中却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失落感。

  我父亲以前是一名挣国家工资的正式医生,由于在1959年挨饿时扔掉了公职,已经闯了一次北大荒,三年后又回到原籍,由于在辽宁省康平县柳树屯公社西北土大队给我父亲的待遇很高,所以,我父亲就在大队卫生所站下上班了。这次到黑龙江已经是第二次了。

  这时,我收到大哥的一封来信,说父亲的公职给找回来了,我可以回去接父亲班安排工作。因我大哥那时在康平县政府上班,所以,就把此事办成了。这时父亲已经去世了。我听后兴高采烈,好像眼前又看见了光明和希望。于是,就带着户口回到了辽宁省康平县。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有人说我父亲不符合条件,就一封信告黄了。听说后我的情绪一落千丈,深感前途渺茫,无路可走。因我会摄影、美术,于是,我就带着摄影设备、美术工具到朝阳、赤峰、平庄煤矿等地靠这些技术挣点生活费。人在难处思亲人这话真不假,在南边奔波了几个月,可是,一天比一天的思念我的母亲、我的姐姐妹妹们。有时晚上一夜都不能入睡,由于当时的通信设备非常差,我又没有准确的固定地址,所以很长时间没往家写信,这时母亲到处写信找我,但我都难以收到,后来几经周折后,我终于收到了母亲的几封信,看后潸然泪下……。古人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这时我才真正品尝到了滋味。收到母亲信的第二天,我就告别了几位新朋友,踏上了返回黑龙江的列车。

  (九)

  回到家后,母亲、姐姐、妹妹们都非常高兴。好像家庭中有了一个男的就有了主心骨。我决心到生产队里参加劳动,那时也是我唯一的出路。可是,当我到生产队干活时,生产队和大队都不允许,说我的户口已经不在这了,属于当地的盲流,我就根据我的处境找领导要求落户,说了很多小话,托了很多人,却都无济于事。我还记得,以前我经常往各级报社、电台投稿件,也刊登和广播过一些。黑河日报社还给过我优秀通讯员的奖励。有一天,海江公社的宣传委员到金星大队,说黑河日报社要办三个月的通讯员学习班,准备让我去学习,海江公社广播站的马忠编辑调往辽宁本溪,打算让我去接替他作编辑工作,可是,大队的领导却说我已经上辽宁了,不在金星大队了。就这样把公社干部骗走了。后来我才知道此事。于是,我一气之下投奔内蒙古鄂伦村自治旗所在地的阿里河镇一个我都不知道有多远关系的亲属家,给我安排在阿里河镇综合厂搞美术,画一些油画、玻璃画等。那是一个少数民族最全的一个地方,那时那里的社会秩序、治安环境非常不好,经常出现人命案子,打仗斗殴、掏兜的、抢劫的、盗窃的等等案件,就象家常便饭一样,人人都习以为常。我在那一干就是半年,后来我母亲和姐姐妹妹们知道哪里的情况后,就劝我不要自己在那继续呆了,再说家里也应该有一个男人支掌门户。于是,我又背着行李返回了金星的家中。

  (十)

  我从内蒙的阿里河镇回来后,正是家庭联产承包开始。因为我的户口迁出,我本人没有分到土地。那时,人民公社以改为乡(镇),海江乡分出一个叫新胜乡,金星大队改为金星村,金星村又分出一个博火村,我家就在博火村住,归新胜乡管辖。我在金星联中当民办老师时,有一个曾经与我关系非常好的张海山老师,他处人心肠热,心眼又好使,那时正赶上他的一个姓刘的亲属到新胜乡当上了乡长,于是,他就领着我到刘乡长家。刘乡长知道我的情况后,认为这种情况应该给落户。于是,就给博火村村长写了一个条子,让给我安排土地。村长在看乡长的面子上,给我安排了近一垧的一块地,让我经营一年。邻村的太平村村长王忠义知道后,将距他村有近十里地远的一块半垧多地的机动地让我经营,此时我的心里也有了些安慰。这件事我非常感谢刘乡长。

  后来不久,我的户口又重新落下了。可是,第二年,我家住的博火村一位姓丛的当上了村长,以前我父亲在世时他与我家的关系都非常好,就因为在我在生产队当现金员时,有一次他向我借钱时,由于我让他去找生产队长批条时,就把他得罪了,他一上任,就要把太平村给我的土地收回来,说是博火村的机动地。由此,我们干了好几仗,几乎打出人命来。当时我也找了很多人来向他讲明情况,但都一概不好使。后来一核实的确不是博火村的土地,丛村长方才罢休。好歹我唯一的这点生活出路还算是保住了。

  (十一)

  1983年分乡时,新胜乡建立了两座中学,一个是新胜一中,一个是新胜二中,新胜二中在金星村和太平村、博火村中间,七个村的学生在新胜二中上学。

  一晃三年过去了。1986年的夏天,我正在地里干活,新胜二中来了两位老师找我,说学校现在老师不够用,让我到学校给代课,我听后也很高兴,好像又回到了从前一样,第二天,我就到新胜二中做了一名代课教师。这时我好像又看到了前途,我决心把我以前的损失夺回来,我又通过以前教过我的刘佩华老师和赵贵清(当时已任黑河市教育局局长)老师把我以前的高师函授的缺科补上,他俩也表示一定要帮我这个忙。可是,命运又跟我开了一个玩笑。当我刚刚上三个月班,正干得劲头十足,憧憬未来时,校长找我谈话,很惋惜的对我说,现在学校不能用我了,让我明天回家,我一听就像一盆凉水浇在我的头上,一直凉到脚下……。我久久的没有说话,过了一会我问校长,究竟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我哪一点工作干错了。校长向我摇了摇头,看周围没人,就小声的对我说:“老弟,不是哥哥对不起你,有一个乡长的外甥要来上班,我也顶不住呀,你心里知道就行了,千万别说我说的”。于是,我就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向家走去,此时,感到一切理想、追求、事业、前途全部荡然无存,眼前一片迷迷茫茫,自己就像在漫无边际的大海中漂浮的一棵无根的海草,任凭风吹浪打,毫无目标的游荡着……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乡长的外甥并没有什么文化程度,只是一个到处修钟表的。他舅舅调走后,他就被减了下来。

  (十二)

  有些事情往往出现在偶然之中。

  我在海江中学上高中时,我的上一届有一个叫王惠臣的同学,我们相处的很好,毕业后在海江粮库上班,后来调到海江派出所工作,分乡后,又调到新胜乡派出所任所长。正在我踌躇满志时,他来到我家,说现在派出所的人员不够用,想让我到派出所管理自行车和流动人口,征求一下我的意见,我欣然同意,好像我的一生又有了新的转折点。于是,我又到新胜乡派出所干起了管理自行车和流动人口工作。一年后,上级要求各乡镇派出所成立治安联防队,新胜乡派出所和新胜乡领导研究让我当治安联防队队长,又招了几个年轻的队员,均属于收费开支。主要就是协助派出所做治安工作,有时也协助其他单位干一些工作。这一干就是二、三年。在这几年当中,我工作非常努力,任劳任怨,乡领导和派出所领导对我的工作也非常认可。这也给了我今后的人生道路奠定了基础。

  (十三)

  一九九一年秋天,新胜乡司法所有一名助理员调走了,缺了一个位置,司法局决定在本乡招聘一名助理员,暂时属于收费开支,以后再解决司法编制问题,这个消息当然的就是司法所长先知道了,于是,当时的司法所长就背着乡领导暗中安排了“人选”。一天,司法局局长何长江、副局长范靖莲带着人到新胜乡考核该人选,这时,乡里的领导才知道此事。乡党委书记祖志东、乡长张亚超、人大主席刘广勤对司法所长物色的人选非常不满意,认为应从工作能力和人品上考虑。这时,乡里有好几个干部,都找书记、乡长,要把自己的孩子安排进来。于是,书记、乡长临时召开了乡党委会扩大,书记、乡长、人大主席一致推荐我作为人选。当时,司法局的领导并不认识我,向乡里提出了几个条件:一、大学毕业生、或者复员军人、或者干部子弟;二、最低的标准也要吃商品粮的。可是,这几个条件我一个都不具备。书记、乡长当时就向司法局领导表了态,“商品粮的问题由乡里负责办理,如果要不用我乡里就还是以前的司法办,就不建所了”。无奈之下,司法局领导只得听从了乡里的意见。并决定择日对我进行考核。还记得,那天我正领着几个联防队员下乡巡逻,回来时已经是半夜十一点了,我刚刚躺下睡觉,乡里的几个年轻人来敲我家的窗户,说给我报喜来了,要进屋喝喜酒,我还认为和我开玩笑,确认是真事后,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高兴滋味,他们几个也都很为我高兴。那天晚上,我们几乎喝到天亮。

  不几日,司法局领导对我考核后,我就到司法所上班了。

  (十四)

  到司法所上班后,虽然不是国家正式的,但我决心好好干工作,干出个样来,一定要为领导争光。

  那时,刚刚实行显示板,由于我有点美术基础,我就给新胜乡司法所做了一块显示板,做完后,得到了乡领导的赏识,司法局的领导看完后,在新胜乡召开了全县司法行政现场会,一并参观了我做的那块显示板。紧接着,全县各司法所都按照我做的模式,普及了显示板。由于我工作的不断努力,局领导对我的印象也逐渐加深。

  在我到司法所工作的同时,有一位叫李振生的与我是同龄人,调到司法局担任基层股股长的职务,以前他是嫩江县伊拉哈中学的教导主任,这人能说能写,非常有才能,做事非常正义,基层的人对他都非常钦佩。一次,他领我下一次乡,回来后,就向局长推荐我到基层担任司法所长,可是,由于我的身份不行,还属于招聘身份,所以,无法上任。这时司法局局长何长江因为工作非常出色,嫩江县司法局的工作每年都在全黑河市名列第一,何长江局长在省、市、县都有一定名气,因此,就提升到嫩江县人民法院任院长职务。虽然他提升了,但在欢送他时我还是痛哭流涕,我不愿意让他离开我们,因在我的工作中,他给予了我很多的荣誉,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在我以后的道路上都奠定了夯实的基础。

  (十五)

  何长江离开司法局后,由副局长范靖莲担任局长,她的工作能力、外交能力都非常出色,尤其是对我就像对待亲弟弟一样,所以,除了在官场或开会外,我都习惯的叫她大姐。范局长干工作非常扎实,她也非常喜欢工作能力强的人,她对部下从不袒护缺点,也从不埋没成绩。司法局所有的人对她都非常的敬佩。她不断地鼓励我一定要发扬成绩,努力工作,只要大姐当局长就不会让你白干的,有机会大姐决不会忘掉你的。范局长对我的鼓励使我更加坚定了工作信心。我感到,有这样的好领导,即使我不能转为一名正式的司法干警,我也感到心满意足了。我觉得,领导这样理解我,我更应该理解领导。从此,我的干劲更足了。

  一天,我正在司法所整理卷宗,何长江与黑河市政法委书记秦福林、市司法局局长张一民、和范靖莲局长来到我们新胜乡司法所,范靖莲局长和何长江院长把我的情况向黑河市政法委书记秦福林、市司法局局长张一民做了全面的介绍,并再三请求让二位领导与嫩江县的领导进行协调,尽快转变我的身份。不几日,何院长就找县领导给我办了商品粮,随之又给我办理了合同制,并与范局长协商,一旦司法局倒出编制来,一定要首先给我解决。何院长、范局长嘱咐我一定要坚持努力工作,干出成绩来,将来有机会我们在局里和县里都好说话。我记得,那一年我为新胜乡成功调解了十几起刺手纠纷,在各级报刊上刊登了好几篇弘扬司法行政的文章。那一年,我被乡、县、市评为先进工作者,还荣立了个人三等功。这一系列的“光环”虽然不大,在我身上却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十六)

  那个年代,正赶上全县所有的机构都要进行精简,凡是不属于国家财政正式开支的,几乎都是精简的对象。因司法所属于双层领导,新胜乡考虑到将来司法局对我可能有安排,将我保留了下来,其他与我相同的人都回家了。司法局局务会研究将来一旦倒出编制来就给我解决身份问题,决定还要继续聘用我。就连司法局一个副局长的亲侄子和我一样身份,并且已经在基层司法所干十年了,也都同样回家了。那时,我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荣耀感,从内心深处感谢对我关心的各级领导,但同时也感到自己身上的压力非常的大,总觉得自己怎么努力干工作好像也无法报答领导的关心。也就在这时,领导考验我的时候到了。

  一天,司法局基层股股长李振生到新胜乡司法所,说让我陪他到北部山区的多宝山镇下乡,我就与他一同来到多宝山镇。

  多宝山镇是嫩江县北部最远的山区,村屯相距遥远,管辖面积在四千平方公里以上,流动人口都超过万人,是路途最远、流动人口最多、人员最繁杂、民间纠纷成堆的山区乡镇。

  我与李股长来到后,李股长就问多宝山镇时任的司法所长,现在有多少纠纷案件还没有解决,今天给你派个人来帮助你解决一下。于是,我就开始接手几个民事纠纷案件开始处理。两天的时间,我把几个案子处理的井井有序。我还记得,在我到多宝山镇的第二天,有一对六十多岁的老两口子,在多宝山镇矿山村居住,因把房子出租他人失火烧了,来找司法所解决,我用一天的时间调解成功,双方都非常满意。我与李股长临走时,那对老两口子还送我们很远。

  (十七)

  我与李股长回来不几日,我就听说司法局宣传股的杨股长调到嫩江县检察院上班了,司法局的编制倒出来一个,局务会也已经决定将这个编安排给我,我暗暗自喜,机会终于来了。可是,事情并不像我自己想的那样顺理成章,县里有一位县长,决定让他的一个干儿子安排在司法局准备占这个编,我听到后,又一次感到山穷水尽。有时真理也在少数人一边。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范靖莲局长却坚决不同意这位县长的意见,并且与这位县长说,“你要是为司法局的工作着想,就应把这个编给我们司法局决定的人选,你要想的是人际关系,现在有三十多个人都在争这个编,我们司法局决定的这个人他既没有钱、也没有人,这样下去,他这一辈子也占不上这个编”。这位县长在无奈之下,只得放弃了。于是,范局长到处奔波,历尽艰辛可想而知。最后,终于把这个编落在了我身上。很多人都为我捏了一把汗。这块石头可下子落地了,这时,我感到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终于看到了正义的曙光。

  一九九三年十月,也就是我的身份解决不久,局务会决定派我到嫩江县最北部山区多宝山镇担任司法所所长职务。虽然职位不高,但我深感任重道远,与其说这是党对我的信任,确切地说这是司法局对我的信任,更确切地说是范局长对我的信任,再更确切地说,是范局长对工作的一片赤诚。

  新胜乡领导知道后,都为我感到高兴。那时,各个乡镇都不允许设招待费以及搞设宴欢送等,在我要离开新胜乡的前一天,在乡领导的提议下,全体乡干部自掏腰包在乡食堂为我设了欢送宴。席间,我思绪万千,满腹的感激话怎么也说不出来,全部化作了止不住的泪水……

  第二天,司法局的领导、新胜乡的领导把我送到多宝山镇,我又重新踏上了新的征程。

  (后语)

  这篇不成形的文章,我酝酿了很久,但是,由于我的文学程度有限,有很多应该写的还是没有写出来。我的一生虽然算不了是什么大起大落,对于社会来说只不过是区区小事。但是,我感到,在我身上却体现了社会上的真善美和假恶丑。在我的亲身经历中,对于在我的人生道上不尽人意的人,我并不嫉恶如仇,那是社会的黑暗造成的。我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也可也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盲流,如今成了一名国家公务员,虽然不算什么官职,但对于我来说能够改变当时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局面是多么的艰难啊!因此,我感到十分满足。

  当今社会买官卖官成风,可是,对于曾经帮助我的一些好心的领导们,他们却没有花过我一文钱,他们的年龄与我都相差无几,都是我的哥哥、姐姐,但对于我的一生来讲,他们拯救了我的人生,他们是我一生无法报答的恩人,他们是我的再生父母。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遇上这样的好领导、这样好的人,是我一生最大的骄傲!他们是可爱的、他们是可亲的、他们是可敬的……

  现在他们几乎都退休了,我也衷心地祝愿他们一生平安、永远幸福!

  亲爱的朋友们:我写的这篇文章,并没有过多的奢侈,只希望你们在茶余饭后,每当谈论起人生的时候,请你们发出由衷的感叹,人这一辈子啊,可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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