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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姐姐与姐夫恋爱时,母亲坚决不同意,说他没有文化也就罢了,连个正经手艺也没有,整天跟着人出去盖房子、打零工。那时我在省城读大学,见识过城市繁华的母亲,一心盼着姐姐能嫁个城里人。我帮姐姐说话,说建筑工也不是谁都能干的,起码得有个好身体,在农村,有地可种,又能余出一份精力出去多挣点钱,已经不错了。母亲没吱声,半天才吐出一句:什么建筑工,在城里人看来,不过就是个民工罢了。

一瞬温暖  母亲这一句总结,让家里人沉默了很长时间,连姐姐自己也为此觉得羞愧,似乎一旦嫁给姐夫,就会跟着陷入社会最底层,永远翻不了身。很长一段时间,家里人不再讨论这门婚事。后来,姐夫买了大包的东西,骑着摩托车飞奔到我们家。为了礼节,父母勉强留他在家吃饭。我以为他会慷慨激昂发表一番演讲,可直到饭吃了一半,他也没扯到正题上去。最后,一家人面面相觑,不知这饭该如何收场,这时,姐夫将一整杯酒一饮而下,涨红着脸说:爹,娘,我保证,不管我这辈子吃多少苦,都不会让小潭受一点委屈。

  就这一句话,让姐姐下定了决心,嫁给姐夫。而父母也叹口气,闪身放了行。

  姐姐结婚后很快便生了孩子。那一年,姐夫没有出去打工,一心一意守在家里,地里不忙的时候就找些散活干。等孩子长到一岁多,可以省些力气的时候,姐夫开始跟着外乡的包工头到省城去干建筑。虽然同在省城,我和姐夫却从没见过面。我曾试图打听他所在的建筑队,但他们就像逐草而居的牧民,哪里有丰美的水草,哪里就是栖息的地方,等到一栋气派的大楼拔地而起,城里人蜂涌进去,他们这些流汗流血的人,被老板用一些钱就打发走了。

  我照旧读我的书,为毕业后能留在这个城市里而努力着,让低处的自己登临到那理想中的高处。这样的努力,最终让我在两年后成功留在了这座城市,成为一名人人羡慕的报社记者。

  听姐姐说,姐夫知道我当了记者,兴奋得一宿没睡好,第二天便找到报社,要跟我见一面。可惜他只知道我的小名,我毕业的学校他也记不清楚,最后门卫当他是个骗子,把他赶走了。不知道姐夫有没有为此抱怨过什么,但他从此都没再找过我,也不在工友们面前提起我这个可以为他们打抱不平的记者。

  我忙着让自己的生活更好一点,无暇去关注姐夫的生活。甚至有一次,他们的工地就在离我们报社几百米远的地方,我却没能去看望他一次。只是偶然机会从母亲口中得知,在那里,他的脚被从天而降的水泥包砸伤了,舍不得在省城住院,被老乡接回家去休养。又因为拖着不去治疗,只在家里进行简单的包扎换药,差一点感染……

  在听这些的时候,我感觉就像在听别人的故事,在报纸上,常常会有一些关于民工的事故,我习以为常。而姐夫,他也当这是命运给予自己的一切,早就习惯了吧,因为,当我打电话给他表示慰问时,他只是憨厚地笑笑,说,没啥,干这个,磕磕碰碰是常有的事。很多时候,他也真的将这些当成了生活的常态。我们偶尔相聚,他讲起工头无理克扣工资,工友发着高烧爬脚手架,逛超市时被服务员贼一样盯着……所有这些,他像讲家长里短一样,语气淡然。

  今年,姐姐的女儿已经4岁了,还没见过高楼大厦。我领她去城里玩儿,指着不远处一栋正在修建的大楼告诉她,这就是高楼。小家伙突然停住脚步,仰头看着上面来来往往的工人,问道:“小姨,那上面有爸爸吗?”

  我抬起头,看着脚手架上顶着烈日迎风干活的农民工,他们正在为一座拔地而起的大厦紧张工作着,但他们从始至终都没有时间像大厦广告横幅上的宣传语那样,有“君临天下的豪迈”。甚至,他们连低头看一眼地上行人的时间都没有。

  当外甥女又摇摇我的胳膊,问一句,爸爸在上面吗?我将她抱起来,说:“小雨怎么知道爸爸会在上面工作呢?”她听了,即刻开心起来,拍手道:“妈妈说爸爸是盖大楼的英雄呢。小姨,我可以喊也一声爸爸吗?”我一怔,随即吻吻她的小脸蛋,柔声说:“当然可以,虽然你看不见爸爸,但是爸爸能听到小雨的呼唤呢……”

  这个秋日的午后,我抱着小雨,站在一处机器轰鸣的大楼前,听她一遍一遍仰着头喊“爸爸”。我似乎看见,高高的脚手架上,那些忙碌的男人侧过身来,凝神注视着我们……那个画面在一瞬间定格,像电影里一个温暖的镜头,刻进了我的记忆中。

作者:安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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